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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婚，改称简·阿切尔。她是一个难以亲近的知识分子，曾负责过军情六处以前的
共产主义事务研究部门。我过去因为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常常去找她，她很愿意提
供帮助，还告诉我调查应该追溯到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提到米切尔和霍利斯
的话题，他们两人在战争期间都与她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简是一个深谙世故的老
手，完全知道我为什么要试探她。
“他们两人当中有一人会是间谍，你认为呢？”我问她。
“他们两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诉我，“但如果让我来选择谁更有可能是间
谍的话，我会挑选罗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如此随便，
一改他过去的做法。以前没有他私下的通知，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门口
热情地招呼着我。
“到这边来坐。”他笑容满面地说。
他拂去了沙发上想像中的灰尘，坐在我对面的一把安乐椅上。这也令人感到奇
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于使这次会见随便些，于是他不
自然地闲谈起他即将退休的事。
“艰难时期，”他说，“养老金不多，每样东西都要花钱……”
“你的安排计划是什么呢？”
“哦，我想到乡下去。我在那里有一小块地方。马上摆脱这一切。打打高尔夫，
散散步……就像这类的事。”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想到几个星期后我的照片就要挂在那里了，真觉得好玩。”他说着，抬头看
了看墙上那些俯视着他的肖像。这些肖像神态各异：凯尔的僵直的军人姿态，皮特
里的装腔作势的潇洒，西利托是个驼背耸肩的警官，狄克的轻松而超凡的魁力。
霍利斯转过头来面对着我，向前俯躬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并且无缘无故
地傻笑着。
“彼得，在我走之前我只有一件事想要问你。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我是个间
谍。”
我必须迅速地想一想。如果我向他撒谎，而且他知道了我在撒谎，那么那天我
就完蛋了，所以我向他讲了实话。
霍利斯对此表现得很自然。大约十年前，他和我讨论蒂斯勒之时起，我们就开
始产生了对抗。现在这种对抗公开了，它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摆在我们之间的桌
子上。面对过去所有秘密培育出来的怀疑，仿佛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都是根据过去那些指控，先生，”我告诉他，“还有导致案件出问题的线
索。你知道我对战后失败的看法，这是一个消除的过程。首先是米切尔，现在是你。”
“哦，是的——但肯定你在注视着新的情况……？”
“是的，是过去的指控，先生。”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沃尔科夫的清单、重新翻译的电文、古曾科的埃里以
及斯克里普金的报告都对他说了一遍。
“好啊，彼得，”他和气地笑着说，“你已经给我戴上手铐了，不是吗？……”
我想插上一句，可他把双手的手心朝着我，让我保持沉默。
“所有我能说的就是我不是个间谍。”
“可是先生，在‘流畅’会议之前，我能下什么定论呢？什么定论也没有……”
“我也许能找出审讯古曾科的笔记来……”他说得并不肯定，“说句老实话，
我真的回忆不起斯克里普金了，还有沃尔科夫……”
他用削尖了的铅笔敲着他坐的椅子的边缘，咔嚓咔嚓地碰着牙齿。
“我不认为你在沃尔科夫问题上是对的。为什么菲尔比要远远地跑到土耳其去？
他应该先核对一下。”
他叹了口气，仿佛全是过去的事了。
“‘流畅’是很有用的，不是吗……？”他突然问道。
“我想是的，先生。我想这项工作早就应该开始。”
“是的，我就认为你会这样想……麦克唐纳并不这么肯定——嗯，我想你是知
道这一点的。”
“他收到了报告，我想他读过了这些报告。”
“哦，是的。我肯定我们大家都读过，”霍利斯回答说，“很引人入胜。全部
的历史。抖掉管子上的蜘蛛总比不抖掉的好。”
他又无缘无故地傻笑起来。
“好了，谢谢你的坦率，彼得。”他说着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得继续工作
了。跟你聊聊还真不错，可是……”
他僵硬地挪动步子回去继续于工作了。我们俩像两个演员一样，从不同的两侧
退场，我们扮演的角色演完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霍利斯。不到几个星期，新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搬进了
那间办公室。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把墙上那些肖像拿走，并把它们挂在接待室里。
“这种工作不需要观众。”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含糊地咕噜着说了
这句话。
琼斯的言语不多而决心很大，他很适合干这种工作。他确信自己面临着一个主
要的问题——苏联进攻的规模，这是就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相对于他手下那几个
可怜的数量而言。作为局长的任期职责是展开一场扩大军情五处并削减苏联外交人
员的战役。他在第一件事上获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二件事上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琼斯的首要任务是反苏联间谍。他接任后，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方式全都改变
了。以前我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批准，而对琼斯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或直接去见
他，并能当场得到一个决定。他毫无保留地支持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并爽快地批
准所有的重要会见。他在对案件进行有价值的判断上从来不缩头缩脑，如沃森案件
和普罗克特案件。如果证据使他信服，他就会采取行动。琼斯是一个不耍心计的人，
表面上是一副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但实际上却十分倔强。这使他在白厅里没有几
个朋友，但这种性格正是情报机关所不可缺少的。
他任命安东尼·西姆金斯为他的副手，这使我感到难过。西姆金斯大概是我在
军情五处最不喜欢的人了，他对我的感觉也差不多一样。我知道他一旦被任命为副
局长以后，我就会遇到麻烦。西姆金斯是一个律师。几年前，他和我就有过一次激
烈的争论。他当时是C 处的处长，他在那里有过一些不显眼的成功。那时我被指定
担任一个联合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包括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外交部和政府通讯
总部，其任务是检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术安全，因为负责截听当地苏联通讯
的无线电室发生过一次火灾。调查结果很清楚，苏联人不仅故意放过火，而且他们
在一段时间里接触过该无线电室。苏联人每天晚上都在辨认我们无线电接收机的变
动，因而他们知道我们在截听什么。使馆里打扫卫生的苏联人甚至干脆就卸下安全
门锁上的销栓，长驱直入。
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我还解开了沃尔科夫清单上的另一个谜。沃尔科夫声称
苏联人能读懂英国外交部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密码。麦克莱恩肯定把他在外交部接触
到的所有密码都出卖给了俄国人。但是，外交部的记录表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期里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所以不能归咎于麦克
莱恩。
想起我在一九五一年搞“那玩艺儿”的事，我敢肯定苏联人一定在使用一种隐
藏的话筒系统，我们最后找到了两个埋藏在密码室屋顶的石灰板内的话筒。在战争
期间，大使馆的一次性密码通讯按惯例是由两个人来处理的，一个人读电文内容，
另一个人则把他读出来的电文译成密码。苏联人用他们的话筒干脆把原文录下来。
建筑研究实验室干得非常出色，使我们能够确定埋藏话筒的时间可能是在一九四二
年。当时大使馆在古比雪夫。
工作小组的报告认为，它发现了大使馆内的安全令人吃惊地处在一个持续异常
的水平上。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意一项极为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求专门确定一
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来负责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我把这份尖锐的报告交给了当时的副
局长琼斯，请他批准后再送外交部。琼斯建议我，出于礼貌应把它给西姆金斯看一
看，他好歹还是负责安全保卫的C 处处长，从技术上讲，工作组触及了他的范围。
我拿一本复制件给西姆金斯看。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几小时之后就气势汹汹地通知
我上他的办公室去。
“你不能把任何类似这样的东西送给外交部，”他说，仿佛我把调查工具作为
礼物送给教皇似的。
“为什么就不能？”我问，“该让这帮混蛋尝尝滋味了。整个地方是一片混乱！”
“啊，对不起。那是外交部，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你没有资格把这样的报
告送去。我反对批准它！”
他用一支蓝色铅笔把报告乱画一气，令我震惊。我把报告拿给琼斯，让他看看
西姆金斯干的事。琼斯哼了一声，告诉我用打字机打好，原封不动送走。
“该死的外交部，”他咆哮着，“我碰上了他们这该死的运气……”
报告送走了，军情五处年青的官员托尼·莫申也被派到了莫斯科。从那时起，
我便知道西姆金斯是我终生的敌人。
琼斯接任局长不久，“流畅”工作组向他和秘密情报局局长狄克·怀特提交了
第一份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列出了二十八项我们认为是可调查
的真清单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并没有归纳到任何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报告的第二
部分是以记叙文的形式写的指控情况，从一九四二年古曾科的埃里指控开始，到一
九六二年戈利金的情报为止，暴露了或多或少的渗透连续性。这份报告被分别送到
了两位上司手里，可半年以后这份报告才得到重新讨论。他们让我们重新提交我们
的新发现，只列出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调查的指控，并根据我们的判断列出最符合
指控里的怀疑对象的名单。
“流畅”工作组决定，应该调查古曾科的埃里和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
由于这两起指控在时间上颇为接近，因此对它们应该同时考虑。怀疑对象的名字被
清楚地打印在纸角上。没有头衔，也没有等级，只是一个名字：罗杰·霍利斯。
我们报告中所包含的第三起指控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它同前两起
针对霍利斯的指控一样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中级间谍”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六三年
十一月。过去都知道是“狙击手”的戈林涅夫斯基终于同意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
以澄清他在波兰写的匿名信中的指控的一些细节。以前，由于我们没有抓到“兰布
达一号”乔治·布莱克，戈林涅夫斯基不愿意同任何一个直接从军情五处来的官员
见面。现在布莱克在监狱里，于是戈林涅夫斯基会见了具有半个波兰血统的波兰科
科长。
当军情五处同戈林涅夫斯基见面时，中央情报局怀疑他正患有精神病。他开始
产生幻觉，认为他自己是沙皇的后裔。尽管如此，他对情报的回忆仍然是惊人地准
确。一天上午，在同他进行会谈时，他宣称要讲出他以前从未讲出过的一个故事。
他说他在过去没有提及它，是因为英国人在追捕布莱克的事情上搞得一团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