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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间谍者-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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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特准备离去时,我问道。
    “是这样,”他说,一边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再没有其他的
名字了……”
    他这样有力地说出这句话,使我感到他几乎自己都相信这一点了。
    这时,一件让人心烦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我们公开地放在那里的一架录音机绞
带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带展开拉直,然后使它继续运转。在我做这件事情时,布
伦特对阿瑟说:“看一位技术专家干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吗?”
    到现在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诉过他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作为处理他对
我们谈话的人员被介绍来的。我两眼直视着布伦特,他的脸上泛出红紫色。什么人
已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你接着跟他干吧,”布伦特走后,阿瑟愤愤地说,“他已经演完了。”
    阿瑟急于去咀嚼另两头猎物朗和凯恩克罗斯。
    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
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
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
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
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
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
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阿瑟一起会见了朗好几次,我很不喜欢他。不像剑桥圈子里的其他人那样,
他缺少风度。我常觉奇怪,他究竟是怎么被接纳到“使徒学会”中去的。他是个好
管闲事、大惊小怪、喜欢瞎忙乎的人,外貌长得像个汽车修理工,而且似乎还以为
自己虽然变节,可仍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官。他所作的供词毫无价值,当在某一点
上对他提出质问时,他的态度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我们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老话。
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着他的故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间谍,并声称他在一
九四五年就放弃了所有的间谍活动。这和布伦特告诉我们的不相吻合。布伦特说他
在一九四六年去过德国,劝说朗申请到军情五处任职。朗表示同意,然后由当时才
离开情报机构、深率众望的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也算是军情五处的运气好,
盖伊·利德尔对穿制服的军官有一种很深的成见,于是他在局里的委员会里表态反
对朗进入,尽管当时狄克·怀特表示支持,为此事怀特后来十分难堪。但除了试图
加入军情五处外,朗继续在德国进行秘密活动。他矢口否认同俄国人有进一步的接
触,而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凯恩克罗斯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格。他是个聪明而看上去略显赢弱的苏
格兰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说话带着一口土腔。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人
阶级家庭,但以他十分惊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开了剑桥的门户,成了一个公开
的共产党员,然后又遵照俄国人的指示退党,申请加入外交部门。
    凯恩克罗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怀疑的对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
的寓所里查获了包含有财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认出那上面的
笔迹是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于是他就被置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但是尽管他去赴
他的指挥者的约会,可那个俄国人始终没有出现。当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锋
时,他否认自己是一个间谍,声称他曾作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过信息,并没有
意识到伯吉斯是个间谍。过后不久,凯恩克罗斯离开了英国,直到一九六七年,他
从没有回来过。
    在凯恩克罗斯供认后,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会见他,以便在一个中立国的约
会地点听取他的进一步交待。他已经告诉阿瑟他被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詹姆斯·
克卢格曼招募,他向俄国人递交过来自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等种种详情。
我们急切地想发现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导我们找出另外的间谍。凯恩克
罗斯是一个能给人以好感的人。朗赶着潮头随波逐流,当共产党时髦时他是个共产
党,尔后又急于保住自己的性命;凯恩克罗斯则是个始终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种苏格兰人特有的固执,俗守着他的信仰。同样不像
朗,凯恩克罗斯尽他所能地向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他急于想回老家,认为同我们的
合作是他赢得入境许可的最好办法。
    凯恩克罗斯说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告发任何人,但是他能认出两名高级文职
人员,他们是他在剑桥时的共产党伙伴。其中的一个随后就被要求辞职,而另一个
则被禁止接触和防卫有关的机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凯恩克罗斯能够告诉我们有
关政府通讯总部的事情。迄今为止,表面上看来那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逃出了俄国
情报机构的视线,然而我们却非常怀疑,因为那里雇用的人员队伍非常庞大。
    凯恩克罗斯告诉我们,政府通讯总部中有四个人他认为值得进一步调查。其中
一个人曾同他在政府通讯总部的空中处共过事,此人谈起过他想要把英国的信号情
报材料弄到苏联去。凯恩克罗斯虽然对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态度感到有趣,但是他无
从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所以他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保持沉默。这第二个人,据
凯恩克罗斯说,他在这次回牛津时把在政府通讯总部内部工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
从前的导师,他的导师为他的这种轻率而大惊失色,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政府通
讯总部,随后他就被解雇了。凯恩克罗斯提到的第三位,和第一位一样,早已离开
政府通讯总部而进入他的学术生涯。所以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第四位身上,他是政
府通讯总部技术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经过充分的调查,他的事情完全澄清了。
    D处和C处根据凯恩克罗斯提供的信息所进行的调查,激起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强
烈反应。他们警惕地卫护着他们自己尊贵的帝国,并且对他们看来是干涉他们内部
事务的事情大为忿恨,特别是当我以挖苦的口吻评论他们应该如何改进他们的人员
检审工作时更是如此。
    在我们D 处三科追踪这些线索时我仔细斟酌了如何处理布伦特的问题,如今他
归我负责了。在我同布伦特会面之前,我必须去出席女王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
恩的情况报告。我们在他的皇宫内的办公室里会了面。他谨慎周到而又举止得体,
并且向我保证,王室对情报机关认为适宜提出的任何询问都愿意给予合作。他说话
时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好像并不希望对此事知道得太多。他说:“女王陛下充分
了解安东尼爵士的情况,只要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采取任何方式女王都会满意
的。”
    还有一项防止误解的说明。
    阿迪恩说:“你会时不时地发现布伦特提到他代表王室从事的一项委派任务
战争结束时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请不要追问这件事。严格地说,它和国家安全方面
的考虑毫无关系。”
    阿迪恩小心地把我带到门口。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在对待布伦特的问题
上,他的技巧圆熟和军情五处歇斯底里的方式之间该有多大差别!军情五处既要为
他可能会叛逃而担惊受怕,又要为丑闻的泄漏而有所顾忌。虽然我花了数百个小时
和布伦特呆在一起,但我却从未得知他出使德国的秘密。但是,王室毕竟已在学习
遮盖丑闻的困难艺术方面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丰富经验,而军情五处只不过是在一九
0 九年才开始干这行当的。
    我接手布伦特案件后,在我考虑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期间,停止了和他的一切会
见。很清楚,正面质问不再会起作用:首先是因为霍利斯激烈地反对做任何会激起
他叛逃或发表公开声明的事情;其次是布伦特本人清楚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微弱的,
我们还仍然只是在暗中摸索,在审讯他时处于盲目无知而不是强有力的地位。我决
定,我们必须采用智取的办法,尝试在他的性格特点上做文章。我能看出布伦特想
让我们认为他是乐意帮忙的,尽管他从来不这样做。另外,他很不喜欢被人揭穿他
在撒谎。我们必须通过一个缓慢的、逐渐积累压力的过程来从他身上提取情报,在
某个方面取得进展,而不要全线出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拥有远远超过军
情五处当时所具有的更丰富的知识。
    我还决定把会谈场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让他来到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公寓,他
总是带着一种对立的情绪,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紧张的防卫状态,并觉察到他的话
被录了音。我觉得转移到他的住所可以减轻他的紧张感,并使得我们之间能够形成
某种关系。
    在以后的六年中,布伦特和我大约每个月都在科道尔德学院内他的书房里全面。
布伦特的书房是一间很大的、按豪华的巴罗克风格装饰的房间,镶着由他在科道尔
德学院的学生所画的金色叶子的檐边。每一面墙上都挂着精致的绘画,其中挂在壁
炉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借给他的
八十英镑买的。(他原该把这幅画留给维克托的大女儿埃玛,但他没有这样做。这
幅画后来在估价他的遗产时价值五十万英镑,上交给了国家。)这是个讨论背叛行
为的理想场所。每一次会见,我们都坐在同样的地方:围在壁炉边,紧靠在普桑的
绘画下面。有时我们喝茶,就着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饮酒,他喝马
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们总在那儿谈着,谈到三十年代,谈到克格勃,谈到间谍
和友谊,爱情和背叛。这一段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鲜明生动的记忆。
    布伦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典雅、最有魁力、最有修养的人中的一个。他能讲五种
语言,并且他的知识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学识并不限于艺
术,事实上,正如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的,他在剑桥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而
他还对科学哲学保持着终身的迷恋。
    在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显的品格力量和难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间的
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深深地迷恋于他。他显然是个同性恋者,
但事实上据我从他那儿得知,他至少有过两个情妇,她们同他保持终身的亲密关系。
布伦特能在这一分钟是一个艺术史专家和学者,在下一分钟就成了情报部门的官僚,
或者变成间谍,变成柔弱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国教信徒。但是所有这些角
色都使他作为一个人而付出代价。在我们开始会面后不久,我就发现,布伦特远没
有从免于起诉中得解脱,而是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一种负罪的负担,
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特罗思柴尔德和像狄
克·怀特、盖伊·利德尔那样的好朋友(在盖伊的葬礼上他曾泪流满面)。但这种
痛苦只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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