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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父亲和我都为他的英国海军部研究所卖过力。我想，或许我有机会换个
新的工作干干。
第二天，我们在连绵不断的朦胧细雨中开车到了伦敦。我们把车停在斯托里氏
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附近。白厅看上去破旧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铸像仿佛与
这个变换莫测的世界极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人们许诺：“牙齿与眼
镜”，可这个冬天过得真艰难。居民的口粮实行定量配给制，人们显得焦躁不安。
阴沉的不满情绪使人早已忘记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奋的胜利。
我们向布伦德里特外间办公室的那位衣冠整洁的秘书作了自我介绍。通往白厅
扩建的楼房的路上传来一阵喧哗声，看来我们并不是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向几个
熟人打着招呼，他们都是各部门实验室的科学家。这里可能是要召开一个例行会议，
我这样想。此时，有两个人从那伙人群里走了出来。
“你们肯定就是赖特父子了？”那个矮个子出其不意地问我。他说话时带着浓
厚的军人腔调。“我是马尔科姆·卡明上校，是作战办公室的。这是我的同事休·
温特博恩。”这时，另外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这是约翰·亨利，我们的一个朋
友，在对外办公室工作。”卡明用的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代号。白厅就是用这种代号
来区别它的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无论这个会是涉及哪方面的问题，我想，它肯
定与反潜战没有关系，至少不会跟现在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小分队说这事吧。布
伦德里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请我们进去。
他的办公室就像他的名声一样大，宽大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那张书
案变得渺小。他请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边坐下，桌上整齐地放着吸墨纸和细颈水瓶。
布伦德里特个子矮小，但精力充沛。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急需的科学技术的
发展，有几个人被选出来专门负责这事，布伦德里特就是选出来的这几个人当中的
一个。此外，还有林德曼、迪泽德和科克拉夫特等人。布伦德里特当过海军科学研
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当了皇家海军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战时全面负责为英国政府部
门搜罗科学技术骨干。他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个门外汉，但他深知科学骨于分子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提拔青年人。政府部门的
领导人对他十分信任，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来使这些青年人充分施
展他们的才能。
四十年代末，战后的英国不得不从消极和沉沦中勉强振作起来，准备进行一场
新的战争——冷战。聘任布伦德里特来振兴科学技术团体，这无疑是个上策，他被
指派为国防部科技代理顾问，继科克拉夫特之后他又当上了科学顾问。一九五四年，
他成了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们，”我们刚坐下，他就开始说话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从去年
柏林事件以来，我们就陷入了战争之中。”
他指的是俄国在柏林的封锁线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国在防御
上的设想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是用间谍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时期内是这
样，”他继续说，“我同安全局的局长琅西·西利托先生讨论过，我们应该怎么办。
坦白地说，”他最后说，“形势不妙啊！”
布伦德里特简炼地把问题摆了出来。实际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铁幕后面安
插间谍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得弄清苏联及其同伙的意图，而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情
报，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我已经简单地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谈过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
报局（军情六处）的彼得·狄克逊。我组织这个委员会就是要立即对我们所选择和
开创的工作进行评估。我建议珀西先生让一个年青科学家来当科研方面的助手。我
提名让彼得·赖特试一试。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试验室工作，
他可以仍然兼干那里的工作，等我们理出个头绪来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你愿意为我们干，对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吉姆，很显然，我们急需马尔科尼公司的帮
助，所以我把你也选进委员会了。”（在海军内部，只要知道过去的吉姆公司的人，
都知道我父亲。过去马尔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作风，他对你发出邀请时就像对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
能使白厅的部改变主意听他的。
下午，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讨论了一些设想。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来参加会议
的人都保持着缄默。我想，作为秘密特工人员，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保持着分寸是出
于一种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家，都—一就自己的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否
应用于情报事业作了即席发言。显然，要对情报工作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
技术考察是很费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是搞出一个新型的
窃听装置，这种装置可以使特工人员不进入室内就可以得到情报。由于苏联的封锁，
要进入到苏联人管辖的范围内搞情报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打通共用墙或重建大使馆
馆舍。休息时，我们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二十条可行性建议。布伦德里
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估报告，随后就散会了。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
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
“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
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天下午的会。
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
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
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
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
个春秋了。
抓间谍者
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亲从大学毕业，便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刚开始时，他只是一个
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监听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他与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进了
一种真空接收器，首次使远距离监听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尔大街上那间陈旧的马尔科尼
实验室里拨弄这种接收器，他突然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这一收获
报告给了马尔科尼公司产品部经理——安德雷·格雷，此人与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
·霍尔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局的重要人物，他负责著名的海军部四
十号房间的德国密码破译工作。他安排我父亲乘坐在一列专列的车头的踏板上，前
往利物浦大街车站。他看了父亲送来的那些信号材料后，坚持要马尔科尼公司让父
亲出来为海军建造监听系统和测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
海舰队的活动踪迹，以便帮助在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
道，德国舰队没有任务时，就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相信，德国舰队通过基尔
运河去北海时，英国完全有可能监听到旗舰上的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于是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他潜心设计了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装置，最后
改进成了“非周期性”测向器。这种测向器可以准确地从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中识
别出所需要的信号和方位。 又过了好几年，这种装置才投入使用，成为反击德国U
型潜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为止，所有的测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
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
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
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
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
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
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
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
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
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
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
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
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
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
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
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
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
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
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
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
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
我因此而过早地来到人间。由于是战争时期，医院的压力很大，根本没有空床位。
母亲只好用一些装化学品的玻璃广口瓶和几个热水瓶临时凑合成一个简易的早产婴
儿保育箱，使我这条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财富，当上
了研究部主任。我们家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长，不
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这幢房子像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