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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且不说是残酷无情——这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反间谍处长。他意识到军情五
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集团在英国展开的大规模的情报活动。譬如，D 处一科的
任务是监视和对抗的三百名俄国情报官员，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书。
我们陷入迷惘之中，从来不知道我们是在追捕间谍还是间谍的影子。
琼斯作出的决定之一是把马丁从外面调回莱肯菲尔德大楼，让他先在D 处二科
负责捷克和波兰事务。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调到D 处一科，负责反苏联间谍。尽管他
常常态度粗暴，可琼斯仍然十分欣赏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发挥才干的倔强性格。
马丁进了一科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很快恢复和加强了一科的积极的反间谍调查工
作。由于他在战争时期从事过通讯信号工作，因而能下意识地抓住如“筏夫”之类
的新技术的重要性。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同情地倾听我的意见，
并按照我的设想进行一些改动。我们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打算在A 处建立
一个情报源索引，把可能对军情五处有用的人和事都记下来。于是，我们在安全局
内部散发表格，要求大家填写。花了好几月的时间，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一套索引。
办案的官员如果需要一个护士，或一个管道工，或要求接触某公司的档案，或一个
上锁的车库，都可以从索引中查到，用不着花费时间胡乱去找这些资料。
我们在修改战斗秩序方法中引进了行动分析法。这个设想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首先提出的，即对苏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的已知行动进
行调查，并建立关于他们行动的一个全面的概念。通过这个办法，有可能获得克格
勃官员的身份特征的重要情报。
但是，变化最激烈的是在行动科。迈克尔·麦考尔是这个科的领导人，他是一
个了不起的反间谍专家和调查员。马丁和麦考尔把行动科作为实战战场。虽然我们
的力量要比俄国人的力量小得多，可我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不断改变策略，以破
坏克格勃的活动为目标。克格勃习惯于事先对我们的行动作一个彻底的预测，我们
的某些计划也搞得很鲁莽，譬如在伦敦大街上扒窃所有已知的克格勃官员的腰包，
希望收集到一鳞半爪的情报。虽然这种方法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能使俄国人感到他
是多年来第一次遭到了进攻。此外，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修改。苏联移民间谍网毫
无疑问是被克格勃渗透得最为厉害的，后来被解散了。在双重间谍案件上采取的方
法更具有攻击性：办案人员陪着双重间谍去和他们的克格勃上司会晤，并警告克格
勃官员，如果再抓住他们招募英国人当间谍，就向外交部报告，并把他驱逐出境。
麦考尔和他的人开始进行大胆的尝试，企图招募克格勃的人来当我们的间谍。虽然
未获得成功，可我们希望这样策略上的变化可以把怀疑的种子撒向肯辛顿公园内的
俄国大使馆里。
麦考尔在执行这些新策略上很有一套。有一次，一名在皇家兵工厂制造新型博
福斯炮弹的技术人员告诉军情五处，有个克格勃官员在接近他，让他提供新炮弹的
样品。麦考尔安排工厂造了一枚假炮弹，里面装满沙子，在外表上看像是真的装了
火药一样。当双重间谍在南部伦敦公园把炮弹交给那俄国人时，麦考尔立即从灌木
丛中跳了出来，对那俄国人说，他这样公然携带英国的绝密武器惹下了很大的麻烦，
肯定要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克格勃的官员们都怕被驱逐，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
会使他们失去在国外工作的神气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失败。任何失败都
会自然地使他们自己的反情报官员产生怀疑。麦考尔还勾勒了一个图景：一个结实
的伦敦警察把这个不幸的俄国人带到一处秘密的地牢里去拷打折磨。那个克格勃人
员听了之后，失去控制地颤抖着。
“别摇那炮弹，看在上帝的分上，”麦考尔大声吼道，“会把上面的导火栓引
发的。”
那俄国人扔下炸弹，飞一般地跑出公园，仿佛在被泼妇追赶似的。第二天，他
就乘飞机回国了。
实际上，外交部那种不大愿意给予支持的态度是远近闻名的。我们多次要求驱
逐我们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挥间谍的俄国人，可外交部负责英苏关系的北方司多半
都是否决我们的案子。我间或也参加北方司的这类会议，就某些俄国外交官已经干
了些什么作技术上的汇报。会议总是遵循一个模式：军情六处的代表总是反对搞驱
逐，他们害怕莫斯科采取报复；外交部则害怕破坏即将举行的重要的裁军谈判或者
害怕影响一笔即将成交的贸易谈判，所以他们总是要喋喋不休地权衡。有一次，我
和考特尼·扬从那富丽堂皇的委员会办公室出来时，他低声地对我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种冷血动物的温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们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统的方式来警告俄国人高远点儿。
约在同一时期，我们收到了来自监视队的无数报告，评述了俄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
的。有一个监视员说，他在小酒店里碰到一个克格勃官员走上来，递给他一只装着
一大笔钱的信封，然后跟他谈起要让他提供有关军情五处工作情况的情报。
麦考尔决定采取一项直接的行动。他给苏联大使馆的常驻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
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会见。当时他用了俄国人都知道的化名麦克利。他大大咧咧地
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走进苏联大使馆，警告俄国人不许再去接近英国的监视员，
并严厉地威胁说要进行外交干预。实际上这种于预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麦考尔对
自己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兴趣，克格勃头子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和他一
起在一株巨大的叶兰下共饮午茶。俄国人对他的部下如此不谨慎地在外国领土上进
行间谍活动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了调查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积极了。
“也许英国安全当局弄错了，近来这里的交往事务太多，那么多的国家，那么
多的大使馆，那么多的外交人员，有时很难肯定谁为谁工作……”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俄国人接近监视员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 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
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
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
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
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
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
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 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
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
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
在跟踪他们。
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
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
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信那
只箱子是一个骗局。我安排了特别“筏夫”行动来核查俄国人究竟在什么时候重新
使他们的接收机工作的。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
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
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
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
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
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
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
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
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
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
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
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
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
生可怕的影响。”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官员都希望做点什么事。如果我
们这里被渗透，尤其是在高一级的层次里，那么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岂不等于浪费时
间。”
“这简直不切实际。”他回答说，语气也变硬了。
我指出，D 处一科有调查小组，它可以轻松地担负这项工作。霍利斯最后抑制
住了自己。
“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厉声地说，“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
动，这会导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
他在档案上写下“此案到此为止”几个字，并签上了他的名。这一切都意味着
我们之间的会晤结束了，然而，这个癌肿仍留在那里继续生长着。
抓间谍者
第十章
“狙击手透露，俄国人在英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
一个在海军部。”
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
处总部四楼的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报告的。“狙击手”是个匿
名情报员，他当年早些时候曾用德文给中央情报局写过信，提供了许多有关波兰和
苏联情报活动的详细情况。
罗曼说：“几乎可以说他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规范，但他所
提供的有关波兰的情报却是头等重要的内部机密。”
“狙击手”（军情五处给他的代号为“拉维尼姬”）把这两个间谍称为“兰布
达一号”和“兰布达二号”。有关“兰布达二号”的情报我们知道得不多。他曾于
一九五二年在华沙工作，当时波兰情报局发现他在做黑市交易，于是便趁机威逼他
当间谍。但有关“兰布达一号”的情报却大有意义。“狙击手”曾在一封信中详细
讲述了他的情况，从而使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他曾看过三份军情六处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兰的“监视名单”，这份名单详细地罗列了军情六处驻华沙分
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