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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些遗憾已经不是出于个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是和当时国内的气候，
以及谍报工作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首先，在军情五处内部，对苏联的渗透有比较轻率的看法。“较为普遍的倾向
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
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更麻烦的是，有一些已经被渗透的人在有意提倡这
种观点，使得“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
鸿沟愈来愈深”。“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
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所以，任何一届领导，
都不会完全彻底地支持作者进行调查活动。
其次，“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
正常的地位。”所以，“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
这样一来，作者的调查不可能是理直气壮的，很多时候只能采取私下的渠道和秘密
的方式。而这种秘密调查方式也给他带来明显的掣肘。“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
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
之增大。”而且，在调查当中，“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
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他们的审问也同大多
数人设想的大相径庭，根本不是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而是“平常得多”的谈话，
当中甚至有时间休息吃饭。惟一的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
个人”。而对付一个内行，情况就更复杂了，要“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
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报
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
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
这种审问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如果碰到一个老练的对
手，常常就不能奏效。而调查叛逃者的供词，又常常受到苏联假情报的误导，不可
避免地存在很多疑团。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完全彻底，事实上当时的真实情况谁也无法完全掌握，那些
身为间谍的人也是如此。间谍不断制造假象，不断散布疑云，而反间谍者则力图通
过错综复杂的表象去识别真相。作者揭示出的斗争也许只是国际间错综复杂的间谍
斗争的极小一部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惊心动魄之处。作为冷战时期的东方集
团，了解一下对手的秘密工作，应该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吧。
2000年1月
抓间谍者
引言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疑惑，当一个人濒临末日的时候，他心里怀着的是一种什
么样的感觉？我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
类的真实世界。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
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
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
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
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
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
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
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
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
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
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
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
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
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
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
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
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
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
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
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
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
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着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
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
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
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
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说，“我没有想到你
还要派它们的用场。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哦，不，”他回答说，“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他有些尴尬。我和他并没
有真正地相处过。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官员，一个来自
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
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那时正是在
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
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
的裁决定论。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
的种种痕迹。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记，”她说。
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
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
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
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
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
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
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天快黑的时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梅费尔的莱肯菲尔德大楼。这是军情
五处的旧址。军情五处目前正处在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地点的过程当中。可那
个职员酒吧——猪仔及眼睛俱乐部，仍留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我的告别聚会将在
这里举行。
我走进那幢陈旧的大楼。就是在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檐口的办公室里，菲
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以及布伦特都先后落了网。在这里，我们同一些嫌疑分子
进行过交锋。他们是安全局心脏内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秘密集团。这次交锋称得
上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一次战役。我们的疑点集中在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
先生身上，可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起诉非常不满，
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激情和偏见
所驱使着。
七十年代，许多领导人都相继退休了。直到安全局迁往新的办公地点，这场内
战才告结束。当我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我仍旧感觉到这里有一股火药味，
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相互残杀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告别聚会开得异常平静，没有热烈壮观的场景。人们频频向我说着奉承话。
迈克尔·汉利局长作了一个悦耳动听的讲话。我收到了许多书写着离别赠言的卡片。
军情五处的反间谍专家克兰莫尔斯勋爵在临别赠辞里说我的离去是“一个非常可悲
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军情五处的损失，可我认为，真正受到损失
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在高尔街办公大楼顶楼的一套房间里过夜，不时被到达尤斯顿站
的火车的嘈杂声搅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毕后，我拎起我的公文
包。这只公文包还是第一次这么空荡荡的。我走下楼来，到了前门。我对门口的警
察说了声再见，然后走了出来，下了台阶，走上大街。我的谍报生涯就此结束了。
一个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抓间谍者
第一章
一切都得从一九四九年说起，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们的实验室设在埃
塞克斯大巴达。那天正下着雨，雨点打在实验室活动房子的铁皮顶上咯咯作响。我
是这个实验室里的一个海军科学技术人员，直辖于马尔科尼公司。我面前的示波仪
上的波纹跳动着，令我感到头痛棘手。搁板桌上摊着一些涂写得很潦草的计算公式。
我正在设计一种雷达系统，这种系统能在波澜壮阔的大海里识别出潜水艇的潜望镜
来。可是谈何容易，这个研究项目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此刻电话铃响了，是我父
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是马尔科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德·布伦德里特要见我们。”他说。
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是皇家海军科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现在
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对我这个项目的后期进展甚为关注。是否要投资生产这
种系统的样品，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如果要生产，所耗的资金是惊人的。战后的国
防研究是一场无止境的与财政紧缩相抗衡的斗争。我已经准备好再为这事争个脸红
脖子粗。
我非常庆幸有这么一次与布伦德里特直接谈一谈的机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
在战争期间父亲和我都为他的英国海军部研究所卖过力。我想，或许我有机会换个
新的工作干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