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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他甚至在自己的领土受到侵犯之前，就受着无法平息的焦虑的折磨。他返抵自己的国界之时，他的所有征服成果便已丧失殆尽。他强迫自己的一个兄弟退位，批准把另一个兄弟驱逐出境。没有人提出要求，他便声明要放弃一切。
我们怎样才能说明这种区别？既然国王们甚至在被征服时都不会公开放弃他们的尊严，为何全球的征服者遭到第一次挫折就会屈服呢？这是因为这些国王知道，他们王位的基础建立在臣民心中。而僭主者心怀恐惧地坐在非法的王位上，就像坐在孤零零的金字塔上一样。没有人同意支持他。他已经把一切都化作尘土，而且那松散的尘土被狂风卷着向他扑去。他告诉我们，他的家人的哭泣撕碎了他的心。那些在俄罗斯死于创伤、寒冷和饥饿三种痛苦的人们，不也都是同样家庭的成员吗？但在他们垂死之际，却被自己的统帅，那个自以为安然无恙的统帅抛尸荒野。现在，他面临的同一种危险却突然恢复了他的情感。
恐惧是个拙劣的顾问，对于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无论逆境还是顺境，只有道德观念能够衡量。没有道德观念的约束，就会因愚蠢而丧失顺境，就会因堕落而陷入逆境。
这种与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风暴无法比拟的盲目的惊恐、突然的懦弱，它们必然会给一个勇敢的民族造成什么后果？那些因为严重的暴行而受到了公正谴责的革命者，至少还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属于他们的事业，意识到没有做好对抗欧洲的准备就不能向它挑衅。无疑，法兰西在沉重而残酷的暴政压迫下已经遭受了十二年苦难。最神圣的权利遭到侵犯，一切自由都被蚕食。不过还有一种荣耀。民族的自豪感只是从一个战无不胜的领袖的压迫中发现了（尽管是不恰当的）某种酬报。如今还剩下什么？不再有威望，不再有胜利，只剩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帝国，全世界的诅咒，还有一个御座——它的壮观景象已黯然失色，它的胜利纪念碑已被推翻，它的全部侍从只是在昂吉安公爵、皮什格吕以及众多为建造御座而被屠杀的人们的阴影里徘徊。自豪的君主制保卫者们，难道你们会忍受圣路易王室的军旗被一面沾满罪恶血迹的旗帜取而代之，所有的成就都被劫掠一空吗？你们这些希望建立共和国的人们，对于这个辜负了你们的希望，摧残了那些桂冠，用自己的身影掩盖了你们的国内纷争，甚至于使你们的错误也令人羡慕的主子，你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著 刘满译
第四编 再论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
1．论革新、改革及制度的一致性和谐与稳定
有些人似乎认为，我是在建议人们尊重过去，同时又谴责一切革新，拒绝观念的进步，没有认识到时间必然会给舆论，从而也必定会给人类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变化。然而，我所尊重的过去并不包括所有非正义的制度。我承认没有任何传统可以使非正义合法化。但是，如果事情只是有待完善，如果预期的变革并非严谨的衡平法所急需，而只是受到想像中的功利性目标的刺激，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只应缓慢而有节制地进行那些革新。
如果权力告诉舆论，就像赛义德告诉穆罕默德那样，
“我已经提前执行了你的命令。”舆论则会回答，就像穆罕默德回答赛义德：
“你应该等待命令。”如果权力拒绝等待，舆论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希望提前行动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将会陷入一种奇特的矛盾之中。为了证明他们早产的企图合情合理，他们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让现在这一代人失去得自新体制的利益；而当现在这代人抱怨成了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时，他们却又打着未来几代人的利益的旗号，为这种牺牲进行辩护。
任何改良，任何改革，任何弊端的清除，只有在它们符合国民愿望的时候才有益处。如果它们超前于国民的愿望，它们就会变成邪恶。它们将不再是善举，而是暴政。平心而论，重要的不是如何迅速完成善举，而是制度是否合理。如果你忽视这一规则，你将永远不会明白应当在哪里止步。所有的弊端都息息相关，个别弊端甚至与社会大厦的基础紧密相连。如果舆论尚未把它们识别出来，你在攻击它们的时候，将会摧毁整个大厦。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很难精确了解舆论的动态以及它的要求；把选票数得一清二楚也不可能；往往是采纳了一项看来符合民意的措施之后，反对意见这才露面，但要往回收缩已经为时太晚。
我的回答是，首先，如果你允许舆论自由表达，你就不难了解它的感情。不要煽动舆论；不要用各种希望去刺激它，怂恿它表达你所喜欢的观点。如果你这样做，舆论为了讨好权力，就会采取阿谀奉承的表现形式。如果让敌视宗教的君主统治一个虔信的民族，那么最驯顺的奉承者将是最怀疑宗教的人。如果让狂信宗教的朝廷重新骑到一个文明民族的头上，朝廷中的无神论者也会换上苦行僧的装束刻苦修行。但是，如果权力只是沉默不语，个人就会畅所欲言，思想的碰撞就会带来启示，而误解舆论将不复可能。你这里拥有一个既可靠又便宜的手段——出版自由；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恢复这种自由；它对政府就像对人民一样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说，侵犯出版自由无异于叛国罪。
其次，舆论实际上会不知不觉地修改那些妨碍它的法律和制度。让它自行其事吧。培根说，时间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不要拒绝时间的帮助。让它走在你的前面，它将为你铺平道路。如果你想建立的东西还缺乏时间的准备，你将白费力气。你的后人将会轻而易举地废除你的法律，比你当年废除别人的法律还要省劲，而被你废除了的法律所留下的，只有那些法律所产生的罪恶。
回顾一下十八世纪的欧洲，随意选取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在都能证实我的判断。
我看到，约翰五世驾崩后，葡萄牙陷入了愚昧，屈服于神权的扼制。一个天才人物成为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没有想到，为了打破那种扼制并驱除愚昧，必须到民族感情中寻求某种支持。他犯了一个掌权者常犯的错误，仅仅寻求权力的支持。他击打岩石，希望从那里涌出喷泉。他的鲁莽把绝大多数潜在的支持者迅速变成了自己的反对者。对神父的迫害只能扩大他们的影响。贵族们奋起反抗；可怕的惩罚引起了普遍的沮丧。这位大臣遭到所有阶级的仇恨。经过二十年的暴虐统治，国王之死使他丧失了保护人；他几乎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国民则因为摆脱了冒充要对它进行启蒙的统治而感恩不尽，它又能在迷信和冷漠中得享安宁。＇6＇
在奥地利，约瑟夫二世接替了玛利亚·特雷萨。他发现臣民的启蒙程度不及邻邦。他急于克服使他感到恼怒的差异，于是求助于他的权力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也没有忽略那些指望从他那里得到自由的人。他给那些揭露弊端的作家们提供暴力支持。于是，自知受到忽视的舆论便一动不动、漠不关心。卑微的僧侣和享有特权的利己主义者无不抵制这位哲学家皇帝的规划。他的统治变得令人憎恶，因为它打着人民利益的旗号，却违背了人民的习俗和成见。
令人失望的良好意图引起的懊悔，因被人误解而产生的悲痛，使约瑟夫早早地进了坟墓，而他最后的遗言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讲述自己的痛苦。＇7＇
我们立宪会议的历史甚至更有启发意义。舆论似乎早就要求实行立宪会议试图实行的若干改良。那些开明而急躁的人们过于热情地讨好舆论，没想到会走得太远或者太快了。舆论被它的解释者们的草率所激怒。它退却了，因为那些解释者催促着它发生变化。它的特点就是变幻莫测，如果把它含糊的愿望错当成命令，它会因此而发怒。原因在于，它抨击某些事物，未必等于想要毁灭那些事物。这就像国王们往往会因为他们随口嘟囔的每一个字都被热情的随从立即予以颁布而发怒一样，舆论常常会无拘无束地脱口而出，它往往只是说说而已，未必就想带来什么后果。立宪会议那些最大众化的法令，其正确性却遭到大部分人民的否认。毫无疑问，虽然反对那些法令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许多发出反对声音的人们此前也曾为它们的出笼尽了一份力量。只有在心怀不满的舆论看到被它强烈抨击的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只有在舆论的独立性不再受到伤害时，它才会重新投入那些曾经由于过分热情而受到怀疑和谴责的改革。
再看一看亚历山大开始统治时的俄罗斯。那里的改良在平缓地循序渐进；人民受着全面而自由的启蒙；法律得到了详细的改善，没有人想要颠覆整个制度。由于理论先行，实践便做好了精神准备。理论仅仅是在表明大势所趋，时机一到，它就会更加深入人心，因为它所说的不过是一些既成事实。荣誉属于那位君主，他在深谋远虑地大踏步前进时，支持一切自然的进步，尊重一切必要的休整，知道如何防止人们由于猜疑而阻止他的脚步，由于急躁而试图抢先行动。
为了消除弊端，要允许人民从弊端中自我解放：让他们自行其是，不要强迫他们。如果让他们自行其是，你会把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吸引过来成为你的助手；如果强迫他们，你就会把许多势力武装起来反对你。
让我们试举一例。压制修女院有两种方式：你可以开放它们的门户，也可以把它们的主人扫地出门。如果你采取第一种办法，你就是做了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的好事，你打碎了锁链却没有侵犯庇护所。如果你采取第二种办法，你就会搅乱基于公共信仰的个人打算；你是在凌辱古老的传统，你把忧虑而无助的人拖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你将侵犯社会中所有个人的这种无可争辩的权利，这是一种选择生活方式、拥有共同财产、一起信奉同样的教义、享受同样的快乐、体验同样的安宁的权利。这些不义之举会激怒舆论，人们将反抗你现在下令进行的改革，尽管事实上他们曾呼吁并投票赞成过改革。
这些原理也适用于那种全体一致的情况，一直有人指责我对它的抨击过于严厉。我不想否认，全体一致——我揭露过它的缺陷——在某些方面也有其长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不过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追求更大幸福的形式，尤其是追求人类更大进步的形式，其中总有一种要比其他所有形式更有价值。如果这种形式能够被和平地引进，而且赢得普遍自愿的赞同，那就没有人怀疑这是一项真正的收获。但是，如果你为了引进这种形式而求助于强制措施，求助于禁止这样做的法律，以及同法律分不开的刑法手段，那么，恶就会压倒善。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直的路线无疑就是最短的路线。两个村庄的村民如果走这条路，将会既省时又省力。但是，假如你只有靠拆除民宅、荒废农田才能拉直这条道路；假如你这样做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