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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他会与世隔绝以求自保，把弱者和朋友的祈求仅仅视为自身安全的障碍。只有一件东西保留了它的价值：它不是舆论，因为对强者的赞颂和对受害者的敬意都已不复存在；它不是正义，因为正义的法律已无人理会，正义的形式已受到侵犯。它是财富。财富能解除暴政的武装；它能使暴政的一些代理人腐化堕落，能使禁令做出让步，能使逃跑变得容易，能在长期处于威胁之下的生活中传播一点暂时的快乐。人们为了享受而聚敛财富，他们纵情享受以忘却在劫难逃的危险；他们对别人的不幸麻木不仁，对自己的不幸漫不经心；他们看着节庆之后就是鲜血横流；他们或是像极端的禁欲主义者一样压抑自己的同情心，或是沉湎于贪图酒色的骄奢淫逸之中。
当一个民族冷漠地注视着一系列暴政行为，当他们无言地注视着监狱人满为患、流放令激增的时候，面对这些可憎的事例，谁还会相信，几句陈词滥调就能使诚实而慷慨的感情得到复苏？父权的需求始终受到维护：但是儿子的首要责任是保卫他被压迫的父亲；如果你把父亲从孩子身边带走，如果你强迫这些孩子保持懦弱的沉默，那么，你的格言和你的准则、你的雄辩和你的法律会起到什么作用呢？人们对婚姻的神圣充满敬意，仅仅根据含混不清的告发、单纯的怀疑，就能用所谓的治安措施把一对夫妻强行拆散，这不等于是让夫妇间的爱情按照权力的好恶生生灭灭吗？人们赞美家庭的纽带，但保护着家庭纽带的是个人自由，是在正义给予公民的庇护所内创造共同生活、自由生活的希望。如果这种家庭纽带确实存在，那么受到专横权力压迫的人们，其父亲、孩子、丈夫、妻子、朋友和亲戚还会服从它的约束吗？人们谈到了信用、贸易和工业。但是一个被逮捕的人会有些债权人，他们的财产取决于他的财产，与他的企业利害攸关。他被逮捕的后果不仅是他暂时失去了自由，而且还打断了他的投机事业，也许他会就此倾家荡产。这种倾家荡产将波及到所有与他利害攸关的人。它甚至会波及得更远：它会打击所有人的言论，粉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一个并未被判加罪的人遭受惩罚，其他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也受到了威胁，因为所有的保障已被摧毁。人们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害怕，而所有的交易都会受到影响。地球在瑟瑟颤抖，没有人走路时会无所畏惧。
在我们庞大的社会里，在如此复杂的关系中间，一切事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所谓局部的非正义，是社会灾难的无尽源头。权力并不能把它们约束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住不义的尺度。个别野蛮的法律，就能决定整个立法的性质。个别非法的措施，就能使任何公正的法律失去不受侵犯的保证。一个人不可能拒绝给予某些人自由而把它给予另一些人。可以想像，对未被证实有罪的人采取一次惩治措施，所有的自由都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出版自由？它可以用来动员人民支持可能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个人自由？那些被你追捕的人可以利用它逃之夭夭。创业的自由？它能给流放者提供财源。因而，有必要全面禁止它们，彻底摧毁它们。人们也许喜欢在某一天里放弃正义，摆脱它的限制去对付某种障碍，然后再去恢复秩序。他们既喜欢有保障的统治，也喜欢例外的成功。大自然与此格格不入：它的体系是完整而规则的，个别偏差就能使它毁于一旦，就像数学计算一样，一个错误和一千个错误同样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克利时期雅典的一次流行瘟疫的后果；但我没能在德·波夫这部著作或其他著作中找到与贡斯当的论点确切相应的段落。——译者注
＇2＇法兰西民族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来没有给予个人自由足够的重视。当我们成为专横权力的牺牲品时，我们多把它作为一个错误来抱怨，而没有把它视为一种非正义。在我们经历的各种漫长的压迫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因为捍卫并非属于自己党派的个人而轻松地获得荣誉。一位我不知道名字的作者已经注意到，针对国家利益而极力捍卫私人财产权的孟德斯鸠，论述个人自由的问题时就不怎么起劲，似乎人并不像物那样神圣。在一个粗心大意而又自私自利的民族中，个人自由的权利为什么没有得到像对财产权那样的保护，原因非常简单。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而丧失了自卫能力，而被剥夺财产的人却还保留着要求归还财产的自由。因此，自由只能由被压迫者的朋友们来捍卫；财产则是由被压迫者本人去捍卫。显而易见，捍卫的强度在这两种场合是有差别的。
12．专横权力对知识进步的影响
人类不仅需要安宁、勤奋、家庭幸福及个人美德。自然还给予人类其他天赋，即便算不上更高贵，至少也是更卓越。专横权力对这些天赋的威胁，要比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威胁更严重：专横权力如果在迫使其为自己效力时遇到了反抗，它就会恼羞成怒地窒息它们。
孔狄亚克说：“有两种野蛮：一种是过去的，一种是文明世纪以后的。”＇1＇两相比较，前者倒是一种可取的状态，但那个专横权力在今天却只能使人退化到后一种野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退化甚至更加迅速：事实上，使人们退化的不是缺乏某种天赋，而是放弃这种天赋。
让我们想像一个靠几代人的勤奋劳动富裕起来、在科学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的文明民族。如果权力在思想表达和精神活动方面设置障碍，那个民族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靠它过去的老本生活，也就是说，靠继承下来的文明成果生活。但是将不再有观念的更新；它们的再生能力将会枯竭。用不了几年，虚荣心就会取代对知识的热爱。那些想起了以往文学作品所赢得的荣耀和敬意的诡辩家，将会致力于写作徒有其表的同类作品。他们会以自己的作品反对其他作品表现出的优点；而且只要哪里还有自由主义原则的踪迹，哪里就会出现某种文学运动，出现反对这些作品和原则的斗争。但这种运动本身也是已被摧毁的自由的遗产。一俟这种自由的最后痕迹和最后传统销声匿迹，战斗就会结束，因为作战者将再也看不见任何敌人，而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会同样保持沉默。的确，谁知道权力会不会断定强制沉默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它们不愿意看到逝去的记忆得到复活，放弃的怀疑再被挑起。它们将压制过于热情的追随者，就像曾经压制它们的敌人一样。它们会禁止所有人——即使按照他们的观点——以人类为主题进行写作，就像某个虔诚的政府禁止任何人谈论上帝，无论坏话好话都不许说一样。它们会宣布人们在哪些问题上可以使用自己的头脑：它会获准自我消遣，但要处在监督之下，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它试图偏离对它的限制，如果它拒不与自己的神圣起源断绝关系，继续从事受到禁止的思考，如果它鲁莽地认为，自己的最高贵的目的不是对琐碎题目做精巧的修饰，不是圆滑的阿谈奉承，不是毫无内容的夸夸其谈，而是上天和它的本性要它成为一个永恒的法庭，在这里对一切事物进行分析、检验并做出最终的判断，它就会惹来诅咒。因而，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肯定会被终止。文明的一代将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一代，由于看到追求知识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从中看到了威胁，将会不可挽回地远离知识的追求。
你会说，人的头脑仍然可以在消遣文学中发光，可以专注于精密的自然科学，还可以致力于工艺。然而这都是废话。大自然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并没有向权力请教；它规定我们所有的天赋应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受到压制都会损害其他。甚至对消遣文学、科学和工艺而言，独立思考就像空气对自然界的生命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人大可把人们置于一台气泵下劳动，争辩说他们没有被迫呼吸，只是在运动自己的胳臂和双腿，让头脑只运用于规定的目标，阻止它去思考那些能够唤起自己的尊严，从而给予它活力的许多重要事物。于是，被压抑的作家开始歌功颂德；但是，他们甚至连阿泱奉承的能力都会逐渐衰退，文学最终会丧身于字谜游戏和藏头诗之中。博学之土变成了纯粹的古董收藏家，而即使是这些古董，也会在被镣铐束缚着的手中退化和贬值。艺术家天才的源泉会同哺育自由的惟一手段——对荣耀的向往——一起日渐枯萎；由于他们以为可以孤立存在的事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但却无可争辩的联系，那么人的灵魂一旦受到贬损，他们也就不再具有高尚地描绘人类面貌的天赋了。
不仅如此。贸易和最为必需的职业与行业一起，很快也会了无生气。贸易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个人利益的影响通常总是被夸大；个人利益要想变成行动，需要意见的支持；一个人的意见遭到窒息，就会使他萎靡不振，他甚至不会再为自己的利益而长时间兴奋，他将陷入一种麻木状态。就像麻痹感会从人体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蔓延一样，它也会从我们的一种天赋蔓延到另一种天赋。
利益在不受意见左右的时候，它的需求是有限的，对它的享受也很容易满足：它只是满足于眼前的需要，并不为将来做什么准备。因此，那些想要扼杀舆论而鼓励利益的政府，会发现自己做了一次双倍笨拙的手术，把两者一同扼杀了。
毫无疑问，有一种利益是不会被专横权力碾碎的，但它不是激励人们付出劳动的那种利益，而是诱使人们乞讨、抢劫、依仗权力的恩惠和掠夺弱者而致富的那种利益。这种利益和劳动阶级的必然动机毫无共同之处；它能激发暴君追随者的巨大活力，但它既不能刺激工业的努力，也不能刺激商业的投机。
独立思考甚至对军事成就也有影响；人们最初并未看到民族的公益精神和军队的纪律或士气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经久不衰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喜欢把土兵仅仅看作一种驯服的工具，熟练地用好他们就足够了，从某些方面说，这一点倒也干真万确。然而，这些士兵需要看到，至少一部分舆论在支持着他们；他们会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被舆论赋予生气；舆论就像音乐一样，这种乐声将陪伴着他们向敌人进军。没有人特别注意它，但所有的人都将受到它的激励和鼓舞。多亏了普鲁士的公益精神——就像它的军团一样——胖特烈大帝才赶走了欧洲联盟。这位君主始终允许思想天赋的独立发展，从这种独立中才产生出了公益精神。在七年战争期间他屡屡受挫；他的首都被占领，他的军队被解散，但是他向自己的人民、人民也向他传达着一种乐观精神。他的臣民的愿望影响着他的保卫者，它们形成了一种温暖人心的舆论环境支持着那些保卫者，使他们深受鼓舞，力量备增。＇2＇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很清楚，某些作者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一个笑柄。他们极力希望统治人类不应当用什么道德感；他们运用自己具有的天赋，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