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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改革家希望能像他们的指路人所说的古代自由城邦那样行使公共权力。他们认为，凡事都必须为集体权力让路，对个人权利的所有限制，都会通过参与社会权力得到补偿。他们试图通过大批专制法律驯服法国人，而这些法律已经严重侵犯了法国人最为珍视的一切。他们建议一个在快乐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牺牲所有这些快乐。他们把本应是自愿的东西变成了义务。他们甚至限制对自由的庆祝，他们困惑地发现，人们保存了几百年的记忆竟然没有随着一日内颁布的法令而转瞬即逝。法律作为普遍意志的体现，在他们看来必定胜过任何其他的力量，甚至胜过记忆和时间的力量。儿时印象缓缓产生的影响，长年受想像力支配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都是反叛行为。他们把习俗叫做病态的意志。人们不免会想，那种病态的意志一定具有魔法般的力量，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奇迹，它经常迫使人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把斗争的困难归咎于人们的反对，好像权力实行激起反对的变革永远是合法的，好像这些变革遇到的困难本身不是对它们的始作涌者的裁决。
不过，他们所有的努力由于他们自己的肆意妄为而不断遭到破坏。在最偏僻的村庄，最无足轻重的圣徒也能成功地抵抗对他摆开战斗架势的全民权力。＇4＇社会权力无孔不入地损害着个人独立，这是它毫不讳言的需要。国民并未感到对一种抽象主权的空洞参与值得他们遭受眼前的种种苦难。有人学着卢梭的腔调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说，“自由的法律比暴君的统治还要严酷一千倍。”结果是，国民不想要这些严酷的法律，它只是从道听途说中了解了暴君的统治，因此它想，它还不如选择那种统治为好。＇5＇
注释：
＇1＇
我不希望加入卢梭的诋毁者行列。现在这支队伍已经足够庞大。一批奴颜卑膝的灵魂，由于怀疑一切勇敢无畏的真理而得计于一时，吵吵嚷嚷地要去诽谤他的荣耀：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在批判他时要十分慎重的附加理由。他是第一个使我们自己的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人；他的声音唤醒了慷慨的心灵和独立的头脑。但是他未能把他感受如此强烈的东西确切地加以界定。《社会契约论》的若干章节使人想起了十五世纪的经院作家。我们享有的权利越多，我们离这些权利就越远，这样的权利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越是由于自由而无拘无束，就越是要全身心地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行事，这样的自由又是什么呢？专制政治的支持者们能够从卢梭的原则中得到巨大的好处。我知道他们中间的一位，他和卢梭一样相信，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中，这意味着把它转让给那个社会的代表，他把那个社会代表定义为人格化的人类，个性化的联盟。就像卢梭强调社会团体既不能伤害其成员的整体也不能伤害其成员中的任何个人一样，这位作家强调，那个掌权者——即构成社会的那个人——不可能伤害社会本身，因为既然他本人就是社会，他对社会的任何伤害都会使他自身遭受全部的苦难。类似的还有，卢梭说个人不可能反抗社会，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权利毫无保留地让渡给了社会，另一位作家就强调被授予权力的权威是绝对的，因为一个社会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与整个联盟对抗；掌权者无论如何不可能尽职尽责，因为没有任何个人能够要求整体——他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对他作出解释，而整体对他的答复也只能是叫他决不应破坏秩序。
不过，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他又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权力（掌权者的权力）不是专横权力的原因：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是整个一个民族。”这种措辞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多么绝妙的保证！所有此类作家都会指责卢梭在抽象概念上迷失了方向，这不令人奇怪吗？当他们对我们讲述个性化的社会，抑或主权者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也许就能避免抽象概念？
马布利论述立法的著作是一个人可以想像的最完整的专制政治法典。他的三个原则是：（1）立法权不受限制。它必须适用于全体，而全体必须服从。（2）个人自由是一个祸根：即便你不可能消灭它，至少也要尽可能地限制它。（3）财产权是一个罪恶。即便你不可能毁灭它，至少也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削弱它的作用。根据这三个条件，你就可以把君士坦丁堡宪法和罗伯斯庇尔的宪法合为一体了。［见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论立法或法律原则》，巴黎，1776年；《罗马人与法国人的政府制度对比》，巴黎，1740年，两卷本；《弗西翁对话录——论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译自希腊文原版，阿姆斯特丹，1763年。——译者注〕
＇2＇我们不时听说，和埃及人差不多的同一类荒唐事在法国也一再发生。我们一直被要求效仿一个民族，那是一个备受奴役的牺牲品，被它的祭司们挡在任何一种知识殿堂的门外，它被划分为种姓等级，其中最低等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丧失了一切权利；它永远不会长大成人；它是个一成不变的群体，既无启蒙能力又无自我保护能力，不断成为首先侵入它领土的征服者的战利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埃及的新辩护士比那些同样对埃及赞不绝口的老哲学家更始终如一；他们把自由、把我们人性的尊严、把智力活动、把思想天赋的开发看得一钱不值。他们为了能够成为专制政治的工具而对它推崇备至。
＇3＇黎塞留公爵。——译者注
＇4＇贡斯当本人担任过吕扎尔什公社的社长，曾细致地考察过革命时期的历法和节庆。见俄尼斯特·坦布尔，《圣艾奥西省革命研究》，巴黎，1913年．276－339页。——译者注
＇5＇这些措施和法国人的气质之间的不和谐，从一开始——远在它登峰造极之前——就被所有的有识之士感觉到了。但是由于一种奇怪的误解，这些人断定，必须加以改造的是国民，而不是施之于国民的法律。尚福尔在1789年写道，“国民议会已经给了人民一部比他们本身更强大的宪法。它必须迅速把国民也提高到同样的高度。立法者们必须像高明的医生治疗筋疲力尽的病人一样，在使用补药的同时辅之以健胃药物（即催吐剂）。”在这种比喻中，不幸的是，我们那些自称医生的立法者们本身就是病人。你不可能把国民维持在一个它自身气质所达不到的高度上。为了使它保持那个水平，你必须对它实施暴力，而一旦实施了暴力，它就会一蹶不振，最终会比过去更加堕落。＇引文见《尼古拉…塞巴斯蒂安·罗克全集》中“准则、思想、性格与轶事”，P．R．奥基（P。R．Auguis）编，巴黎，1824年，5卷本。〕
8．为现代人提供古代人的自由所采用的手段
掌权者无论犯下什么程度的错误，都不可能像平民个人的错误那样单纯。＇1＇暴力总是等在这些错误身后，随时准备出借它那令人恐怖的资源。
古代自由的信徒愤怒地看到现代人不愿按照他们的办法实现自由。他们加倍坚持他们的要求，人们就加倍对他们进行抵制，罪行很快随他们的错误接踵而至。
马基雅维里说，为了实行暴政，必须改变一切。＇1＇同样，人们也可以这样说：为了改变一切，你需要暴政。我们的立法者懂得这一点，宣称专制政治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基础。
有一些格言因为简短而显得精辟。狡猾的人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抛向人群，愚蠢的人捡起它们，因为它们可以省去他们思考的麻烦，他们重复这些格言，给人留下他们深谙其味的印象。稍一分析就可以看出，那些荒唐得令人发笑的主张，就是这样渗入了千万人的头脑，被千万张嘴巴重复着，迫使人们不得不一再去解释那些显而易见的道理。
我们刚刚引用过的格言也属于这一种。它已经在法国所有的论坛上回响了十年。然而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自由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只因为它使我们的头脑得以健全，使我们的性格得到力量，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升华。但这些益处不都是要取决于自由的存在吗？如果为了实现自由，你求助于专制政治，最终你将会建立起什么东西呢？只有空洞的形式：内容将永远与你无缘。
要让一个民族明白自由的好处，应该对它说些什么呢？没有自由，你会遭受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压迫；许多人会为一小撮人的野心做出牺牲；不公平的法律支持强者，欺凌弱者；你享受的只是不稳定的快乐，虎视眈眈的专横权力随时都可以把它夺走。你既不能对法律的制定、也不能对地方长官的选举发挥一份作用。有了自由，所有这些弊病都将消失，你的一切权利都将恢复。
但是，那些要求通过专制政治实现自由的人将会说些什么呢？公民不会受到任何特权的压迫，但每天都有受到猜疑的人被悄无声息地杀掉。品德将是首要的、实际上是淮一的荣誉，但那些最为积极地实施迫害和使用暴力的人，将会形成一个采取恐怖手段维护暴政的显贵集团。法律会保护财产，但是受到猜疑的个人或阶级却注定会遭到剥夺。人民会选举他们的官员，但如果他们不按照预先规定的要求进行选举，他们的选择将被宣布无效。言论是自由的，但是任何反对言论——不仅是针对整个体制的，甚至还包括微不足道的就事论事的——都将会以叛逆罪受到惩罚。
这就是多年来法国改革者所使用的语言，这就是多年来他们的实践。
他们赢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是那些胜利与他们想要建立的制度的精神是矛盾的。他们既然不能使被征服者心悦诚服，他们当然也无法消除征服者的疑虑。为了让人们为自由做好准备，他们用死刑的恐怖笼罩着人们。已被废黜的权力对思想自由的攻击被人牢记并夸大，而对思想的奴役恰恰是新政权的突出特征。他们声称反对暴虐的统治，却建立起了最为暴虐的统治。
他们争辩说，自由必须被推迟到派斗灭亡以后；但是派斗只有在自由不再被推迟的时候才能灭亡。为了推进公益精神而采取专横的暴力措施，却阻碍了那种精神的产生。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展望的是一个肯定永远不会达到的时代，因为所选择的手段和想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弛。愈演愈烈的暴力使更多的暴力成为必然。愤怒哺育着愤怒。法律锻造得像是兵器，法规成了战争宣言，而那些盲目的自由信徒，认为能够通过专制政治把自由强加于人——将会激起所有人的反对，支持他们的将只剩下那些问权力献媚的卑鄙之徒。
我们的煽动家不得不与之作战的头号敌人，是受益于已被推翻的社会组织的所有阶级，然而，他们的特权——也许被滥用过——却一直是安逸、改良和启蒙的手段。有财产支持的真正独立，是对抗种种卑鄙和罪恶的保证。切实受到尊敬，能够防止人产生浮躁而敏感的虚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