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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过去的商业民族总是败在其好战的敌人的手下，今天则能够成功地抵抗敌人，他们甚至可以在敌人中找到支持者。商业所产生的无数复杂的分支，已经使社会的利益超越了领土界限；时代的精神战胜了人们企图冠以爱国主义称号的狭隘的敌对精神。
古代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对抗，注定要以败亡告终：因为事物的力量在与她作对。但是，假如罗马和边太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今天，迦太基有望让全世界都站在她一边；今天的习俗和时代的精神将是她的同盟军。
因此，现代民族的环境遏制了它们的好战本性：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些同人类的进步、从而与时代差别有关的更为具体的原因。
新的作战方式，武器的变化，大炮，已使军旅生活丧失了最引人入胜的内容。不再有什么临危不惧的搏斗：有的只是命运的安排。勇敢本身必定受到听天由命或无动于衷的侵蚀。我们再也享受不到意志的快乐、行动的快乐、提高我们的生理和道德能力的快乐，正是这些事情，使古代英雄或中世纪骑土对白刃战感到兴奋不已。
战争已经失去它的魅力和它的功效。人类不再出于兴趣或者激情而投身战争。
3．欧洲现状下的征服的精神
任何想在今天煽动一个欧洲民族卷入战争和征服的政府，都会犯下严重的、灾难性的时代错误。它必须竭力使用违反自然的刺激手段去蒙骗那个民族。由于促使过去时代的人们勇于冒险。不辞辛苦的所有动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身上都已不复存在，它就必须向人们提供与文明的现状相称的动机。它只有依靠追求快乐这一人之常情来刺激他们进行战斗，而这一人之常情如果顺其自然，只能使他们向往和平。我们的世纪已经不再满足于某种华而不实的光荣，它从功利角度评价每一事物，一个人一旦想要脱离这个轨道，它就会对他的一切真实的或伪装的热情大加嘲讽，使我们不再喜欢做出其他类型的选择。这必然会使享乐取代光荣，掠夺取代胜利。这使人们一想到仅仅依靠这些动机的好战精神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会感到不寒而栗。
在我即将勾勒的画面中，我丝毫不想非难所有国家中那些坦然站在祖国与危险之间，保卫过民族独立的英雄们；那些光荣地捍卫过我们美丽的法兰西的英雄们。我不怕被他们误解。在他们中间肯定不止一个人与我有思想共鸣，分享着我的感情，他们会在这字里行间认出自己秘不示人的见解，将会把它们的作者视为自己的代言人。
4．只为自身利益进行的军事竞赛
我们早已知道，那些尚武的民族无不受到比真正实际的战争利益更为崇高的动因的激励。有的民族把宗教感情融入他们的好战冲动。别人所享受的放肆的自由，会激发起他们极大的活力，他们需要把这种活力发泄到自己的领土之外。他们把胜利的念头同超越了有限生命的名望结合在一起，所以不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以满足低级贪欲而战斗，而是怀着一种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理想——去战斗，这种理想就像一切在模糊不清的未来面前迷失了自己的事物一样，使他们的想像力得到了强化。
所以，甚至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专事掠夺和抢劫的国家，获取财富也决不是主要的目标，因此我们看到，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们生前夺得的全部珍宝在他们葬礼的火堆上被统统烧掉，以迫使后代通过新的英勇行为夺取新的珍宝。确实，对他们而言，财富之所以珍贵，更在于那是他们炫耀自己获得的胜利的见证，而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享受的本钱。
但是，假如现在出现了纯粹的军事竞赛，由于它的热情不可能基于任何信念、任何感情、任何思想，也由于过去那些使大屠杀本身成为崇高行为的所有令人兴奋的理由对它来说可能十分陌生，那么，它的惟一冲动和动机大概就是最狭隘最残酷的个性了。它会采纳尚武精神中的残忍，但它也会保留商业性的自私自利。这些再生的汪达尔人不会像他们粗野的祖先那样，不知奢侈为何物，行事简朴并轻蔑一切卑劣行径。他们会把野蛮的残忍和奢侈华美、滥用暴力和贪婪狡诈集于一身。
一本正经地宣称打仗只是为了掠夺、好战精神退化成斤斤计较得失的人，的确与古代的勇士大相径庭。
四十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利己主义者，知道他们的命运不是伤害别人就是遭受死亡。他们会预感到，顺从命运比逃避命运更合算，因为让他们遭受这种命运的暴君比他们更强大。他们会转而从许诺的酬劳、即从让他们去攻击的对象那儿掠夺来的财物中寻求安慰。结果，他们会抱着不遗余力的决心前进。他们既不会对被征服者表示同情，也不会对弱者表示尊重：对征服者来说，不幸的被征服者，作为某些财产的拥有者，不过是他们与他们的战利品之间的一道障碍。自私自利扼杀了他们灵魂中除肉欲之外的所有自然情感。他们看到女人仍会心动，对童叟却会视而不见。他们所有的实际知识将被用于更周密地制订屠杀和劫掠计划。他们对法律程序的精通，能使他们的非正义行为被上法律无情的外衣。他们对社交礼节的熟稔，会使他们的残酷无情显得像是不经意或无所用心所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优雅的表现。他们以这种方式周游世界，用文明的进步反对文明本身，他们完全受自己的私利所左右，以杀人为手段，以放荡为消遣，以嘲讽为乐趣，以掠夺为目的；他们和其他人类隔着一条道德鸿沟，只是像野兽一样纠集在一起，成群结队地扑向他们猎食的羊群。
他们得胜时就是这个样子。失败时又会是什么情形呢？
由于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获取而不是保卫，一旦他们的目标落空，他们便会毫无良心可言。他们不会因信念而凝聚在一起，只是由于物质上的需要而站在一起，即便如此，每个人也都在试图为所欲为。
对于面对命运团结在一起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他们需要真正的信仰；他们需要道德。自私自利必然会使他们各自孤立，因为它向每个人展示那种独自获得更大成功和更熟练技能的机会。
同样是这种利己主义，在繁荣时代会使这些尘世的征服者对他们的敌人表示同情，在逆境中则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战友产生冷漠和不忠。这种风气会在整个军队中蔓延，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置身于痛苦不堪的伙伴中间，他们每个人都会明白，从敌人手中掠夺财物来补偿自己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伤病员会抢劫奄奄一息者，逃跑的人又会抢劫伤病员。弱者和伤员会被有责任照料他们的军官视为讨厌的负担，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他们。率领军队陷入绝境的将军，对于那些被他带入深渊的身遭不幸的人，不会有丝毫的责任感；他不会为了拯救他们而跟他们呆在一起。逃之夭夭似乎是他摆脱逆境或补救错误的推一手段。即使是他本人把他们带到了那里，即使他们听信了他的话，即使他们把生命交到了他的手里，他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呢？对于失去用途的工具，难道不能弃置一旁吗？
毫无疑问，这些完全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军事精神的后果，除非征服的体制能够持续几代人，否则不太可能在任何现代民族中间充分显示其令人可怕的程度。感谢上帝，尽管他们的领袖费尽心机，法国人依然并将继续远离他所带给他们的限制。我们的文明所培养并加以宏扬的爱好和平的美德，仍在同狂暴的征服者必然产生的腐败和堕落进行着胜利的斗争。我们的军队提供了仁爱和勇敢的证明，经常赢得以往它们被迫去征服的那些人民的好感，而如今，由于某个个人的错误，他们才不得不表示反感。可是，正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对政府进行抵制。如果这个政府一意孤行，那么，在它滥施权威后幸存下来的那些品德，将会变得失去控制。如果自私自利成了号令，任何无私的感情都会带有分庭抗礼的味道：这种可怕的政体持续得越久，那些品德就会变得越微弱、越罕见。
5．征服体制内军人阶层堕落的深层原因
人们经常看到，赌徒是人类中最不道德的人。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倾其所有去冒险。安全的未来不属于他们：他们完全靠运气求生。
在征服体制下，士兵成了赌徒，区别在于他的筹码是生命。不过这个筹码不能撤回。他始终面临着迟早会同他作对的机运。他同样没有未来。危险也来自他那个盲目而毫无同情心的主人。
现在，道德需要时间。适时它会安排它的补偿与酬劳。对于一个生命是以分秒计算或不停战斗的人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未来的回报虚无缥缈。只有某种片刻的享乐尚可把握。有一种说法用在这里非常恰当：每一次享乐都是从敌人那里赢来的。谁会看不出，这种抽彩式的享乐与死亡必定会败坏人心呢？
让我们来看看使合法自卫永远不同于征服体制的那些区别；这种区别会一再出现。为祖国而战的士兵只是面临一时的危险。他能够遥望到安宁、自由和荣耀的远景。因此他有未来；他的道德非但不会受到腐蚀，反而会变得高贵。但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征服者手中的工具，能够看到的只是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一个被摧毁的国家和下一个待摧毁的国家，换句话说，危险之后的更多危险。
6．这种好战精神对民族内部环境的影响
仅仅考虑征服体制对军队的影响，以及它对军队与别国人民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一下征服体制给军队与本国公民造成的关系。
一种排他而又充满敌意的合作精神，必定会支配那些其目标与他人不同的联合体。尽管基督教温和而又纯洁，它的牧师联盟却经常把一个国家分割为几个国中之国。无论什么地方，组成军队的那些人总是使自己脱离国民的其余部分。他们会变得崇尚操纵于自己手中的暴力。他们的习惯和思想会变得有害于秩序原则以及和平的、正当的自由原则，那是任何政府都有权利和义务视为神圣的东西。
因而，一个国家通过一系列漫长的或不断重新开始的战争，造就出一大批仅仅充满好战精神的群众，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由此产生的麻烦事实上不可能严守界线，使它的重要影响不易被人察觉。因其精神不同而与人民判然有别的的军队，也会以这种精神投入日常事务的管理。
一个沉溺于征服的政府，比其他任何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