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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识各尽其能，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自豪。
本书作者，直到最近还是一批被迫沉默不语的人士的代表之一，并且是被非法剥夺了说话的资格，＇1＇他相信，＇2＇自己的声音无论有可能多么微不足道，至少会有效打破那种使欧洲其他民族感到惊讶和不快的全体一致的表象，事实上这种表象只是法兰西民族恐怖经历的结果。作者敢于深信不疑地宣布，全体法国人民——假如他们是自由的人民——几乎都会热烈赞同本书的任何一行文字。
作者在这里略去了所有纯理论的讨论，仅仅着眼于他所认为的眼前问题。他坦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也许会提高他的著作的意义，但在这个世界仍然遭受暴政统治的时候，他更愿意负责任地记下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他感到，在面对累累罪恶时，过分显示自己在强烈或勇敢地反抗所遭受的厄运，这是令人厌恶的。假如当前的社会灾难还留有使个人思考得到承认的余地，他会愉快地记住，要想使普遍奴役的计划不容任何反对，它也必然会去窒息他的声音。＇3＇
1813年12月31日于汉诺威＇4＇
注释：
＇1＇ 贡斯当这里是指他于1802年被排挤出保民院，共和十年（1802年）热月16日的元老院法令，将保民院人数从100人减为50人，他挑衅性地在本书上署名“邦雅曼·贡斯当，1802年遭除名的保民院成员”。
＇2＇第一版在“相信”之后加上了如下文字：“尽管环境极不适合讨论大量的抽象问题……”，在这一版里，整个这段话没有出现在序言中，而是作为一条单独的注释出现，参见注＇3＇。
＇3＇第一版在前言中加上了以下注释：“在为本书署上我的名字之前，我曾自问，我讨论这些本应由最有权势、最尊贵的人物去讨论的问题，是否会被指责为狂妄自大。但我的结论是，由于公意是由个人的意见所构成，那么今天的每个个人都负有紧迫的责任，即致力于塑造一种使当权者和人民的高尚努力经久不衰的公益精神。”
＇4＇第一版的序言未署日期。此书事实上出版于12月30日。
第二版序言
本书1813年11月写于德国，次年1月出版，3月初在英国再版。现在这一版几乎未加任何改动：不是因为我没有感到它在许多地方远远不够完善，而是因为，在特定时刻完成的著作，应尽可能保持那种写作环境使它具有的本来面貌。
我相信读者将不难看出，假如我是在法国或今天写这本书，我会在不止一个问题上作出不同的表述。我必须承认，我对波拿巴统治所感到的恐怖，也伴随着我对那个曾经容忍其统治的民族的厌倦。没有人更多地认识到那种统治对那个民族来说是多么可憎。我痛苦地看到，使她的勇气受到站污，使她流血牺牲，为的是让她继续遭受奴役。她为暴政大唱赞歌，被外国人视为她活该倒霉的证据，这使我尤为痛苦。更让我感到愤怒的是，她不仅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还战害自己的本性，狀害使她独具魅力的讲究名誉、行为得体的高雅与优美。我感到法兰西正在自我诋毁，而试图为她辩护是无济于事的。每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栖身异邦——《通报》的某些文章就会出来诋毁我们无力的辩解。只有那些经历过类似痛苦的人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不难宽恕由悲哀而引起的几句激愤言辞，因为这种痛彻的哀伤之情，仅仅有悻于我们为维护法兰西的名誉所应持的谨慎而已。
1814年4月22日于巴黎
第四版序言
一些我对其见解有着极高评价的人土，似乎对我的某些观点产生了误解。为此，我在这一版的后面补充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先前出版时曾被我舍弃，因为我担心在欧洲陷于混乱之时，它们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我建议认真考虑一下与人类现状和现代文明有关的两个巨大祸根。其中一个是征服的精神；另一个就是僭主政治。
有些事情在某个时期是可能的，到另一个时期则会不复可能。这个真理经常受到忽略，这决不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掌握世界命运的人们对于实际上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判断失误，那真是罪大恶极，而且，经验不仅不会帮助他们，反而会给他们造成危害，使他们行为错乱。他们披览史籍，寻觅旧事，且不停地考虑今天是否仍可如法炮制。他们试图把那些陈旧、破败的工具重新派上用场。他们的固执和——假如你愿意这样认为——天才可以使他们的努力取得一时的成功。但是，因为他们与时代的精神。利益及整体的道德存在格格不入，因而会遭到这些力量的反抗。在一段对他们的受害者而言十分漫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又极为短暂的时间里，除了他们犯下的罪行和引起的苦难，他们的事业一无所成。
任何权力的寿命都取决于它的精神是否符合它所属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世纪都等待着一个人来代表它。每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或仿佛将要出现的时候，各种势力都会聚集在他的周围。如果他真正代表主流精神，他就必然会成功。如果他偏离正途，他能否成功至少也是一个疑问；如果他沿着错误的道路一意孤行，他的权力就会失去支持，最终土崩瓦解。
有些人因为相信自己战无不胜，于是以铁腕统治人类，声称要以此——因为他们别无手段——完成人类并不赞同的壮举，创造人类并不希望看到的奇迹。愿灾难降临于他们！
第一部分
征服的精神
1．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与战争相容的德行
有些极力夸耀自己是热爱人类——这很值得称道——的作家，仅仅看到了战争的灾难性景象。然而，我却乐意承认战争的好处。
要说战争永远是一种罪恶，那不真实。在人类历史的某些阶段，战争完全符合人性。它有利于开发人类最精妙、最优秀的官能。它向他打开了一座高贵的享受宝库。它为他塑造出伟大的灵魂、高超的技能、非凡的沉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品性，他将永远不会相信自己竟然不再有丝毫懦弱，他甚至不可能再去犯罪。战争教会他英雄般地奉献，使他建立起崇高的友谊。它既把他同他的祖国，也把他同他的战友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以高贵的安逸酬谢高贵的业绩。但是，战争的所有这些好处，无不依赖于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战争应该是势所必至和人民的民族精神的自然结果。
我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受到侵犯并保卫自身独立的民族。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民族能够很好地把尚武的热情与最崇高的德行融为一体，或者说，它的尚武热情也许是它本身全部德行的最为崇高之处。然而，确切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在谈论战争，而是在谈论合法的自卫，也就是说，在谈论爱国主义，谈论对正义的热爱，谈论所有高贵而神圣的激情。
一个没有听到保卫自己家园的号召，只是被自己的环境和民族特性引入军事远征和征服的民族，仍然可能把它的尚武精神和行为纯朴、鄙弃奢侈、宽宏大量、忠诚不渝、重诺守信、尊重勇敢的敌人，甚至同情和关心被自己打败的敌人等等结合在一起。在古代史和中世纪的编年史中，在不少几乎以战争为业的民族那里，我们确实会发现这些光彩照人的品质。
但是，欧洲各民族的现状能使人对这些德行融为一体抱有希望吗？爱好战争真是他们民族特性中的一部分吗？这种特性真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产生的吗？假如这两个问题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那么结论必然是，在我们的时代，为了把各民族引向战争与征服，就必须颠倒他们所处的形势，让他们遭受种种罪恶的磨难，败坏他们的特性，使他们变得十恶不赦，否则就很难成功。
2．从战争角度看现代民族的特性
古代的尚武民族把他们的好战精神主要归功于他们发觉自己所处的形势。他们被分割成小小的部落，靠武力去争夺一片狭窄领地的所有权。他们为了生活必需品而相互为敌，不停地相互打击或威胁。甚至那些没有征服野心的人，也不能放下自己的刀剑，否则他们自己就会被别人征服。对他们所有人来说，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独立，他们的全部生存价值就是战争。
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与古代世界正好相反。过去，每个民族都形成一个牢固的大家庭，成为其他家庭的天然敌人，如今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名号之下，拥有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有着基本的同质性。这个群体已经足够强大，不必再去惧怕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游牧部落。它已文明到足以发现战争是一种负担。它的一致倾向就是和平。尽管源远流长的好战传统，尤其是各国政府的错误，延缓了这种倾向的效力，但它每天都在取得新的进展。各国领袖都在努力避免公开宣称他们的征服野心和单靠武力获取荣耀的希望，并为和平大唱赞歌。腓力的儿将再也不敢提出侵占全球的目标；皮鲁土对基尼阿斯的谈话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蛮横透顶，或者说愚不可及。
一个声称把军事荣耀作为目标的政府，暴露出它对民族和时代精神的无知或蔑视。它把时间弄错了一千年。即便它可能一时得手，但是，能够看到谁将最终赢得这场奇特的赌博——是我们这个世纪还是那种为非作歹的政府——将是很有趣的。
我们终于进入了商业时代，一个必定以商业取代战争的时代，战争时代注定要成为往事。战争和商业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种不同手段，都是为了占有向往中的东西。商业不过是向占有者因占有的进取心而获得的力量发出的礼赞。它是一种努力，要通过双方协商来获取人们不再希望用暴力获取的东西。一个总是比别人强壮的人永远不会产生商业意识。经验向他证实，战争，即使用他的力量去和别人的力量对抗，容易招致各种障碍和失败；正是这种经验，引导他求助于更温和、更稳妥的商业手段，使他人的利益同他自身的利益达到一致。
战争先于商业出现。前者是原始的冲动，后者是文明的谋算。显然，商业化倾向越占上风，发生战争的倾向必然越弱。
现代民族的惟一目标就是安宁，安宁带来舒适，舒适的源头则是工业。战争日益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无效手段。战争游戏既不能为个人，也不能为民族带来堪与和平劳动和正常交易的成果相媲美的利益。在古人那里，一场战争的胜利会以分配奴隶、贡品和土地的形式增加个人与公共财富。对现代人来说，一场成功的战争总是极为得不偿失。
没有商业，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除农业之外没有其他家业的罗马共和国，局限在狭小得难以生存的领土之上，处于野蛮部落的包围之中，总是遭受别人威胁或去威胁别人，命中注定要不断地进行军事冒险。但在今天，一个想效仿罗马共和国的政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它是与自己的人民作对，它将使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