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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丢失，如果自觉、及时地把它捡拾回来，不仅可以使他人脱离迷雾，更可获得自己内心的慰藉与平静。
你不是一个故意要误人的坏蛋。但从那天起，你的丢失接二连三。阿莽给你来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他发给一家小公司的简历，有了回复，让他去面试，他问你，你叔叔接收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么，他就不去那家小公司面试了。“嗨，你去试试有什么坏处？骑着马找马，岂不更好？”这话已经到了嘴边，你却又咽下去了。事后你也曾后悔，倘若阿莽面试成功，去了那家公司，你前面的丢失虽然不能算做找回，但也总算告一段落，不至于越丢越多。但你在电话里回答阿莽的话却是：“去那小公司干什么？多寒酸啊！我叔叔那边的可能性？我让我爸也跟他说啊……我爸是大股东哩……百分之九十？九十九都不止！……”关闭手机以后你有点心慌意乱，但喝了一杯星巴克的卡布基诺咖啡，你竟又把此事忘在脑后。
你的丢失越来越惨重。其中最珍贵的一样，是善良。
绝不能再丢失下去。离那天的派对，渐渐快一个月了。阿莽这些天一定会来问你：你叔叔回来了没有？什么时候，你能带我去见他？如果正式地面试，该再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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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你丢失了什么？（2）
你要设法把所有丢失的，都尽力找补回来。
是的，这已经很难。但不能再犹豫，这是生命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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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盛出文（1）
我的文章第一回变成铅字，是1958年，也就是现在“示众”于此的评论《谈〈第四十一〉》。全文大约1700多字，发表在《读书》杂志该年第16期，《读书》当时是半月刊，16开本，该文约占一个页码，颇引人注目。那一年我才16岁，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那以前，我给若干报刊投过稿，都被退稿，这篇却被堂而皇之地刊登了出来。现在的读者来读此文，一定会感受到那时中国的文化语境。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阶级敌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在今天，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边缘化了，但仍不失为
一种严肃的观点。那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接到这篇自发投稿，很快就将它编发了出来，记得封面的提要目录上还用粗黑字体标出，算是那一期的重头文章之一。寄来样刊时，编辑附信，看样子以为我是个成年人，甚至是个学者，希望我“继续不吝赐稿”，我当然“不吝”，我写得勤着呢，马上又寄了稿子去，但不得不说明我的真实身分，结果那稿子被客气地退了回来。我后来在经历了“文革”劫难终得复刊的《读书》上发表文章，是过了21年，37岁时，那时我已经正式进入文坛。
以一个16岁的少年，能写出这篇《谈〈第四十一〉》，起码是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广泛阅读，涉猎多，视野自然宽；二、掌握了理论以后，能够拿来实践，那时候文艺理论上的主流工具，是马恩列毛文论，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件里所提出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使用得最多的评论圭臬，这样的理论是大学课堂里才加以讲授的，高中语文课还涉及不到这样高深的内容，我是自己课外去读的，读了就结合具体作品思考，思考成熟了就写成文章；三、16岁少年，写出这样的文章，敢投《读书》杂志，当然是“少年气盛”的表现，但也正因为气盛，所以文章自我圆满，一气呵成，编辑没作什么修改，是全文照发。这三点里，气盛尤为重要。写文章最怕畏首畏尾，没有自信，哆哆嗦嗦，下笔如贼。16岁的我，并不认为自己只能写些“习作”投给报刊上的“少年园地”。记得17岁时读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和他的两部《文钞》还有《革命戏剧集》，就居然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罗曼·罗兰论》，也曾投寄过，被退稿，但毫不气馁，作家文豪，宁有种乎？想到那时最了不起的大文人，势必每天也要如厕，就不信文章只能是由他们来写，书也总只能印他们的。后来把这样的“心得”跟一两个也想当作家的同学说了，他们先是惊诧，后来也哑然失笑，于是大家鼓舞起来，起劲地读，起劲地写，气盛出文，实际上，也出人——出作家，或者别的什么家。中国儒家学说教育我们要谦虚，这里面有精华，但往往弄得我们在权威面前无比谦卑，这就说明其中也有糟粕。我痛感当今的中国，比谦虚更重要的品德是敢为人先，勇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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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盛出文（2）
近来常有传媒记者来问我，对如今的少男少女作家怎么看？我羡慕他们。他们现在不但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更能出书。我那时候是因为被误会为“非少年”才能在《读书》发表这篇文章的，一旦真相大白便难以为继。另外你看我那文本，虽然文通句顺，却只是努力地去进入主流话语，还不大懂得凸现个性以别一般。我那以后憬悟到以我那么年轻的身分，只能先到报纸副刊上去争取发表“豆腐块”的机会，写些贴近我自己生活的小文章，积累经验，静候机遇。到“文革”前，我大约发表出了70篇文章，有散文、杂文、小小说、影评剧评
、儿童文学等等。当然，后来“文革”爆发，只好惊悚地夹起尾巴；“文革”末期，“写瘾”复发，也曾在当时的准许框架内运笔；到“四人帮”覆灭，一个新时期发端，于是抓住机遇，写出、发表了《班主任》，总算从此走上了写作的正路，一步步走到今天。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写作者，我要说的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要自信。展开来说，就是：不要被权威吓倒、不要被名家吓倒、不要被头衔吓倒、不要被辈分吓倒、不要被经典吓倒、不要被理论吓倒、不要被评论吓倒、不要被排行榜吓倒、不要被奖项吓倒、不要被潮流吓倒、不要被广告吓倒……天生你才必有用，你有了真实感受，有了灵感勃发，有了妙思佳构，你就气盛为文，一气呵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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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气根（1）
电视台一位编导来电话，约请我在关于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我欣然同意。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大师，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代表作有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电视编导称我是马国馨挚友、知音，其实算不上。我和马国馨在上世纪50年代末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多年没有联系，直到近些年，因为我开始尝试建筑评论，才重新有了一点交往，但是我们都很忙，各自忙的领域区别远大于重叠，彼此对对方事业、生活深处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说是朋友都勉强。但是我非常愿意在一个关于他的专题片里发表点议论
，那直接的动力，出自一位年轻朋友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是：你们那一代人，青春期正赶上一个文化氛围越来越趋于贫乏、僵硬的时期，这是不是大大限制了你们文化素养的积累？我觉得，趁着在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恰好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个体生命无法选择时代，赶上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但是，无论赶上什么情况，个体生命也还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吮吸所在空间里哪怕是稀薄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的身心。
马国馨在高中时品学兼优，课堂内的优异成绩这里略过不谈，要讲的是他善于在课外活动里开阔眼界、丰富认知、提升素养。那时候尽管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但也还有各种科技、文化类的展览存在，我和马国馨都是展览迷，星期天常出入于各种科技、文化展览场所，我们分别去看的时候多，上学时遇到会互相通气，聊一聊各自的见闻。也有约着一起去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起去当时的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去看齐白石作品回顾展，好像那之前白石大师刚刚去世。那次展出的作品非常丰富，几个大厅里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原来我们以为白石大师作画的题材无非花鸟虫鱼和静物玩具，结果看到了许多大幅的山水、人物作品，风格统一而又变化无穷。我们两个少年在那些作品前心灵受到深深震撼，看到半当中，不知不觉地手拉手慢移步，仿佛以那方式默默传达各自的感悟。看话剧、看电影也是我们共同的爱好。马国馨似乎更喜欢看电影。那时候的电影资源当然比现在匮乏，也还没有录像带和光盘，主要是些国产电影和译制出来的苏联电影。马国馨和我都最爱看苏联根据文学名著改编摄制的文艺片，像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奥赛罗》、《第十二夜》，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上尉的女儿》，根据杰克·伦敦小说改编的《墨西哥人》等等。记得马国馨曾搞到印制得很精美的“苏联电影周”的彩印宣传材料，他拿给我看，并不送给我，但跟我津津有味地议论那些电影的艺术特色，让我心里的嫉妒化为了欣悦。当时我们还常去离学校不远的中苏友协北京分会的礼堂去看苏联原版电影，像《第四十一》、《雁南飞》都是在那里看的，没看懂的地方，俩人讨论争辩，也是一大乐事。那时外文书店里能买到苏联电影杂志，马国馨和我经常去买。虽然我们外语课上学到的俄语完全不够用，我们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一阵翻阅，也果然受到些熏陶。几个月前马国馨跟我通电话，说访问了俄罗斯，去了莫斯科一处公墓，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名人墓碑，其中有罗姆的，言语间很兴奋，现在一般人哪里知道罗姆，这是一位苏联电影导演，其作品《列宁在1918》一度在中国妇孺皆知，但我们都更欣赏他的《但丁街凶杀案》（又译为《第六纵队》）。马国馨父母当时都在济南，他寒暑假都要回家，假期里我们通信，记得我给他寄去过自己写的带自绘插图的小说，他春节前给我寄过自制的贺年卡，像小人书似的，用彩色玻璃丝扎住一角，里面有漫画和打趣我的语句，让我又生气又高兴。高中时我体育方面很差劲，马国馨却很注意体育锻炼，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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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气根（2）
我介绍出这些情况，不仅是为了回答上面那位青年朋友的问题，也是为了告诉现在所有的年轻人，一定要在青春期里尽可能地吸收文化营养。你看巨大的榕树、盆栽的龟背竹，以及许多别的植物，它们除了以入土的根须（这好比课堂里的主课）吸收营养，还生有若干气根，努力地从空气里（这好比课外广阔的空间）捕捉吮吸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以丰富、提升自己的素质、品格。正是因为有越来越茁壮的生命气根，素质上有坚实的童子功，马国馨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在专业领域里攀到了高峰。你看他的代表作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专业方面的优势且不去说，那体育馆造型上既有西方现代派艺术的韵味，更有齐白石绘画的大写意情趣，整个建筑区域的造型，从空中鸟瞰是一种效果，在地平上绕看又别是一番景象，而半月形水池的配置，以及周遭园林布局的设计，都可谓步移景换，富有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