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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同志，野猪和兔子的足迹您认得对，至于狐狸的，那您错了，那是狼的，而且是一二只饿狼的足迹。它特意绕来绕去，躲在树后和灌木丛中，伺机寻捕猎物，就是躺在这些灌木丛后面，一见免子，就扑过去。你看，一绺毛还挂在灌木上。”米哈伊洛夫从树枝上取下一大块象牧羊天身上的灰毛．“请看，这就是！”
邦达连科滑到他跟前，看了看那绺毛。
“你说得对，中士！”米哈伊洛夫同时又向下滑了一百来米，转了个弯，急速滑到指挥员面前，激动地报告：
“上尉同志！那里是人的脚印，在下边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人穿的大概是43号靴子，身上带着什么重东西，所以，在有的地方，深深地陷进雪里。”
“你有把握吗？”邦达连科疑惑地瞧了瞧他，接着他们一起滑下去。的确，下面雪上的脚印清清楚楚。足迹离开林中旷地向右，转入茂密的云杉幼林。
“这脚印有几天啦？”
米哈伊洛夫弯下腰，研究了一下：“依我看，不过一昼夜，也许时间更短，几乎是新留下的。”
“走吧！”上尉命令道，他们向营队飞速滑去。
“少校同志！”邦达连科向姆伦斯基报告，“在森林里发现了去云杉林的人的脚印。”
“带上一排冲锋枪手，马上搜查云杉林。”
“是！”
没过二十分钟，云杉林里响起了自动枪声，接着姆伦斯基听到邦达连科的声音：“举起手来！放下武器！”
又过了十五分钟，一个身穿军大衣没系皮带的德国上等兵出现在姆伦斯基面前。邦达连科和米哈伊洛夫满意地微笑着．站在他的两旁，一个拿着德国巴拉贝伦枪，另一个拿着一束手榴弹。
邦达连科将德国人的身分证和一份用五个褐色火漆印封上的不大的文件袋递给姆伦斯基。
阿利耶夫走到姆伦斯基跟前。
“意外的礼物，伊万·彼得罗维奇！我正想建议休息一下。我们离开战线已经走了五十公里，大家累得很，马也得喘喘气。顺便审问一下德国人。”
“同意。转告参谋长——让他布置好警戒，侦察一下，弄清楚我们周围十公里内的情况。把辎重和全体人员隐蔽在树下，要让他们吃好，现在是零下25度到28度的严寒。我先把这个德国人的情况搞清楚。”
“好。”政委向队伍走去。
姆伦斯基来到路旁，坐在折断的枯松上，用德语问：“你姓什么？”
“阿尔弗雷德·绍利茨。”
“军衔？”
“上等兵。”
“哪一年生？”
“一九一六年生于来比锡。”
“你为什么到森林里来？干了些什么？”
“今天夜里舒马赫尔上尉接到摩托化第18军军长施魏策尔中将的命令，要他把一份紧急公文送到摩托化第１２１师司令部。零点三十分，我们从军里乘装甲车动身。结果路上净是覆盖着白雪的弹坑。上尉怕出事，决定从空地绕过这个地段。但是我们刚一拐出大路，就落进了雷区。两个地雷立刻在我们装甲车下爆炸了。驾驶员炸死了，装甲车坏了，走不了了。舒马赫尔决定步行将命令送到，我们整整走了一宿。天蒙蒙亮时发现了你们的队伍。开始，我们高兴起来，断定这是自己人。可后来。上尉用望远镜看清了，喊道：‘游击队！’——我们立刻跑进了树林。”
“为什么你们偏偏选了这片树林藏身？”
“大尉告诉我，往西三公里的河岸处，在前林业中等技术学校的房子里，是摩托化第１２１师司令部。”
“在森林里你们不怕突然碰上游击队吗？”
“舒马赫尔说过，当然，很危险，但考虑到第１２１师有时仔细搜索这片树林，游击队未必会在这儿和这样的邻居相处。”
“你们两人谁开的枪？”
“我。”
“向谁开的枪？”
“向舒马赫尔上尉。”
“为什么？”
“当我们走进森林的时候，舒马赫尔上尉从图囊里取出一封秘密公文，交给我并说：一旦与小股游击队和红军遭遇，我必须立即烧掉公文。当我们看见你们的士兵手持冲锋枪径直向我走来时，上尉命令道：‘快烧公文，我对付他们。’我耽搁了一下，舒马赫尔便把自动枪对着我，可我抢先了一步，然后向你们的士兵投降。”
“舒马赫尔哪儿去啦？”
“见上帝了。上等兵连开几枪把他打死了，”谢苗·邦达连科答道。
“为什么你没执行命令？”
“不知道，没来得及。”德国人稍想了想说：“也许是因为我父亲还在战前很早就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同情俄国，并且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你们的国家。他对希特勒和法西斯分子很反感。当我要动身去前线时，他把我叫到院子里，小声说：‘阿尔弗雷德，我已经老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我最后嘱咐你几句：尽量别向自己的阶级弟兄开枪。一有机会最好是向他们投降。’看见你们的战士，我明白了：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到了。”
“你在第18军里担任什么职务？”
“我是坦克侦察营的副排长。”
“执行过侦察任务吗？”
“执行过两次。”
“关于集团军的布署、装备和人数待会儿再说。现在讲讲摩托化第１２１师司令部的防守情况。”
“不知道。上尉说：司令部离师所属团十到十五公里。一个自动枪连和四、五辆坦克担负守卫任务。”
“您得到去司令部的口令了吗？”
“舒马赫尔上尉得到了口令。当我们进入森林，我才知道了口令。舒马赫尔对我说：‘阿尔弗雷德，一旦我阵亡，你必须坚持到师司令部，递交公文。口令是：条顿剑。你应得到的回答是：它是用鲁尔的钢锻成的。’”
“文件袋里有什么文件？”
“不知道。”
“你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我们吗？”
“我全讲，但不知道什么对你们是主要的…一个后备军用弹药库就在这片森林的西北部，紧靠道边在森林的出口处。离那儿不远，就是师部。舒马赫尔在地图上把师部和仓库都指给我看过。”
“地图在哪儿？”
“在我这儿。”邦达连利在姆伦斯基面前展开地图。
少校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看了一下地图。图上标有许多不同的记号。他将视线转向上等兵，问道：“会看地图吗？”
“会，少校先生！”他俯身向地图指着蓝圈说；“这就是师部，而这个绿三角，是后备军用弹药库。”
“仓库是怎样守卫的？”
“这我不知道。”
“上等兵，你没在骗我们吧？”
“少校先生，我说的全是真话，一句假话也没有，”上等兵结结巴巴不安地说道。
“为什么舒马赫尔偏偏带上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
“我是个好狙击手，能弹无虚发地从坦克、装甲运输车和装甲车里朝外打，加上我稍微懂点儿俄语。”
“你在哪儿学的俄语？”
“为派到乌拉尔去，我受过军事侦察机关‘阿勃韦尔’的训练。可是我说起俄语来去不掉德国口音，所以把我从‘阿勃韦尔’转给摩托化第18军侦察营。审讯俄国俘虏和投诚者时，常让我当翻译。”
“好。我们还会见面，暂时……把他领到邦达连科连去，给他吃的，发给他一包烟，”姆伦斯基吩咐道。
他和阿利耶夫两人留下，姆伦斯基对政委说：“他确实知道一些事。让邦达连科给他铅笔和纸，叫德国人把知道的都用德文写出来，然后再翻译过来。现在去请参谋长，商量一下，怎样对付我们的‘新邻居’。”
阿利耶夫去请参谋长，叶罗菲伊奇走到姆伦斯基跟前，说：“少校同志，您该吃点儿东西了，一天快过去了，可你水米未进。老是和德国鬼子周旋。我看您太相信别人了。要知道，德国鬼子可会欺骗人，我对他们一个也不相信。”
“你怎么了，叶罗菲伊奇？说假话对他并不利。他担心掉脑袋。德国人中间也有被法西斯强征去当炮灰的。”
“但他们也冲我们开枪，是法西斯分子或不是法西斯分子把我打死，有什么两样，洋姜不比萝卜甜。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和他们之间只能是：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再没什么可说的。我看，没必要姑息他们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给他一颗枪子儿就算啦。”
“这是你的看法。可是这个上等兵打死了德国军官，主动交了枪，又向我们说出了重要秘密，那该怎么办呢？你帮我拿个主意。”
叶罗菲伊奇思量着，搔了搔后脑勺，捻了捻胡子：
“作为例外，暂时可以留这个上等兵一条活命，也许他真的会对我们有用。打死他什么时候也不迟。是的，俄国有句古谚语：‘刑不及悔过者’。但是他会成为我们的累赘。要看管，要给吃，给喝。也许他是专门被派过来的。要是我，还是不冒这个风险。敌后我们又没有俘虏营，我们也不能让他待在营队里。”
“对，是个问题。”姆伦斯基表示同意。
“我们粉碎法西斯，把欧洲各国人民从法西斯魔爪中拯救出来，也使德国劳动人民从压迫中得到解放，”走到跟前的政委在姆伦斯基身旁坐下，插话道。
“以后会怎么样——再看吧。”
“我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叶罗菲伊奇固执地说；“干掉他，就完事大吉了。我去给你们准备点儿吃的。”
参谋长卡尔波夫走过来说：“今天是多事的一天，都忘记吃饭了。”
“战士们吃了吗？”姆伦斯基关切地问。
“都吃了。因为不能点簧火还发给每人二两酒。或者我们也来点儿，免得着凉。”
“不，我们先商量一下，弄清情况，作出决定。昏头胀脑地干工作是不行的，况且我们还没远离战线，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我们要为大家负责。到了基地，安定下来了，那时候再喝。”
“同意，同意，伊万·彼得罗维奇，”政委说。
他们还没来得及坐下，没有打开地图，叶罗菲伊奇就拎着背包和壶嘴里冒着一小缕热气的茶壶回来了。
“叶罗菲伊奇，我已发令禁止点簧火，”姆伦斯基说。
“这和篝火有什么关系？我从警卫队随身带来一个煤油炉和一桶煤油。煤油暂时够用，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供你们。茶喝。”叶罗菲伊奇从背包里取出几个军用铝杯，倒进开水，然后用芬兰刀打开焖肉罐头，摆到在坐的人们跟前，在上面又放了两包干饼说：
“请吧，上帝给什么就吃什么吧！”
“叶罗菲伊奇！上帝是不存在的，”政委说。
“这要看对谁来讲，”中士笑着走到一旁去了。
“朋友们，就是说，”姆伦斯基开口道：“被俘的上等兵绍利茨提供了有关敌人的重要情报和文件。他和一个上尉应把这个文件袋送到两周前从法国调来的摩托化第１２１师司令部去。从上等兵的口供看，师部和军用弹药库就在我们附近。去师部的口令他告诉我们了。我的印象是：这个德国人是信得过的。现在我们来商量商量，去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