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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北京卫戍区和中央专案组二办分别送来了经由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将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送来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个批件我看了。到12月12日，专案组护送黄克诚进了医院，住1病房。我们随即把黄克诚的名字改为王宣。20日，分别送来了吕正操、刘澜波，我们又分别把他俩的名字改为李雷和刘飞。吕正操住8病房，刘澜波住6病房。我们立即召开了由我指定的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一些医生和护士的会议，强调这是一项经中央批准的政治任务，要做好保密工作，无关人员不得和这些病人接触。一定要治好他们的病，也可以让他们看报纸，有的可以到外面去散散步。
从1971年12月初到1973年底，我多次见到卫戍区和各个专案组送来的、总理亲笔批准的将这些老同志送到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些批件一般都是卫戍区或者是专案组送来，都是几页纸，用塑料口袋密封了。总理多是用铅笔批，在他的名字上圈一个圈。而在批件的背面还看到有这些住院病人的夫人和子女给总理的来信，反映这些老同志的身体状况。这个批件送过来的一般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给我看完了以后，马上拿走。批件上面总理的名字，什么人住医院，都写得很清楚。在送往哪个医院的问题上，总理一般都写有送北京军区医院、复兴医院、304医院、北京医院、阜外医院。报告当中，我看到中央首长的名单上，有总理、叶剑英、江青、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总理用铅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在批件上一般都写上“送阜外医院”。又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画一个圈，写上“不送江青同志”，或者是“暂不送江青同志”。我记忆中，以后好像江青的名字就不多了，或者没有。当时我看了批件后，心里就在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解放军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怎能不送她呢？总理是不会有失误的，难道江青有问题？我的脑海里一直在翻腾，打了一个一个的问号。最后我断定江青是个坏人，至少她不是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好人。
我记得在（林彪事件）以后的三年中，经周恩来批准住院的一些老同志当中，有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庭、叶飞、徐冰、周荣鑫、伍修权、张爱萍、江一真、吕东、李维汉、熊复、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胡痴、孔原等老同志，共40多人。
为了保密的需要，这些送进医院治病的老同志，进来后都被改名了。当时经周恩来批准送到阜外医院治疗的伍修权后来也回忆说：
我的孩子们了解到我的病情后，联名给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我的疾病。他们的信不久就有了反应。1973年春季，我被送到阜外医院治疗。这家医院在治疗冠心病上很有名，我能到那里住院治心脏病，当然是很满意的。只是住院时仍有值班战士日夜守看我，不准我与别人接触，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能使用，临时给我取了一个假名字，我早已把它忘记了，医院方面看来是知道我的身份的，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和善，治疗也十分认真。
1972年春天，毛泽东陆续接到受冤屈、遭打击的老干部的来信，接连作出了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批示。
苏振华，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解职。1971年12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3月5日，毛泽东对苏振华的来信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杨成武，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1968年3月，林彪、江青集团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1972年3月18日，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迫害，请求让杨成武到阶级斗争的实际中去经受考验。
3月25日，毛泽东就杨成武女儿的来信批示：“请汪（东兴）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冤案。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意味着对这一冤案的否定。
利用毛泽东的批示，以点带面，积极推动，这是周恩来当时“解放”老干部的又一个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从1972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进程。
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在审阅这篇社论稿时批示：“请考虑加一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1）
这篇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情况，重申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论还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这篇社论集中体现了周恩来要求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强烈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对“解放”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政治思想障碍的作用。这以后，全国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文章。
这年的八一建军节，国防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出席招待会“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此后，十一国庆招待会，元旦新春茶话会，以及其他的一些重大场合，不断地有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公开”露面，见诸于报端。
利用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的集会，让那些没有什么大问题又尚未“解放”的老干部、上层民主人士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招待会，会后名单见报，这也是周恩来当年用以“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人们往往从新闻报道中来推测政治动向，一个干部的名字只要能出现在参加一些重大政治活动的名单中，就说明这个干部没有问题。
1972年年底，一封反映被关押的老干部在监狱中受到非人待遇的来信，引起毛泽东的无比震怒。这封信的作者是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
刘建章，1926年入党，1954年以后一直担任铁道部副部长。1968年2月的一个晚上，一伙穿着军装的人突然冲进他的家，不由分说就给他戴上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说是要他好好交代自己的“反革命历史问题”。这一关就是5年，而且受到非人的折磨。刘建章自己回忆说：“我在这里吃不饱，有时开水都喝不上；睡觉只能一个姿势，冲着那个看守的门口，晚上不准关灯；有时候写点东西，只能趴在地下写；我开始进去的时候，有半个月没有手纸，大便以后，只能用手，以后才给了手纸；没有学习材料，也看不见报纸。”1972年6月，中央专案组通知刘建章家属可以到狱中探视，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带着几个孩子去了。探视时，刘建章把他在监狱中遭受的虐待给家属说了，并暗示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反映这种情况。1972年10月20日，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刘建章还比较幸运，他的一个女儿在外交部工作，与能够经常见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很熟悉。刘淑清的信就是通过王海容交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看了刘淑清的来信后，又向王海容、唐闻生当面了解情况。王、唐二人又把刘建章女儿所说的刘建章在监狱中的情况给毛泽东口述了一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竟然还有这样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还是对待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毛泽东大为震惊之余也不禁大为震怒。他当场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对周恩来加快“解放”干部的进程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筹码。12月18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以点带面，借题发挥，当即给公安部负责人李震、交通部负责人杨杰、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毛泽东的批示做后盾，周恩来的批示很快得到落实。
没过几天，刘建章就被接出来送到工农兵医院就医。
公安部经过清查，写出了《关于贯彻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送周恩来。1973年1月8日，周恩来审阅了这一报告，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接管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容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