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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以便他复出后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即批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参阅。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有职还得有权，不能有职无权。
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这一刻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手势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一林彪飞机坠毁（5）
同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借机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他说：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树立邓小平的威信。
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政要介绍邓小平。他在陪同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外地参观时，向特鲁多等人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邓小平去看望周恩来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也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公开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
招待会结束后，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走下楼梯的不是各国外交官，而是一向敏感的各国新闻记者。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西单的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条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邓重返政治局。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毛泽东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5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会后，在向毛泽东报送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中，有邓小平、陈云等人。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等，共246人。在宣布完中央工作会议的三项议程后，周恩来还特意提到邓小平复出的事。他说：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
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邓小平进政治局（1）
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是肆无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
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是谈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接着，毛泽东就提出邓小平进政治局的问题。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毛泽东还以他惯有的幽默告诫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趁热打铁，又把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