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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央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日子悄然来临。
“杨、余、傅事件”的平反，贺龙元帅名誉的恢复，客观上为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建国25周年，中央将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为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煞费苦心。无疑，这又是一次“解放”干部的好时机。周恩来想通过让更多的老干部和各方面人士出席国庆招待会，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中央政治局拟定了一份将参加国庆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共2000多人。其中包括近几年一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40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这份名单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增加肖华、刘志坚、李力群、侯宝林。
肖华，1964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1967年12月至1974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对贺龙的迫害（3）
刘志坚，1957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1967年1月至1974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
李力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人员。
侯宝林，著名相声艺术表演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9月28日，周恩来在医院审阅这份名单，当时就提出要增加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
齐燕铭，1960年起就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江青一伙迫害被关押，直到1974年国庆前夕才被放出来。
9月29日，周恩来又细细翻阅这份名单，觉得还要增加一些人。他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写信，信中说：
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细致。
9月30日，正好是农历中秋节。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四千多位中外来宾济济一堂，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参加招待会的有不少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干部。在座位上焦急等待着的人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周总理今晚能不能出席招待会。
人们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的消息了，大家也都知道周恩来病重住院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次国庆招待会都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宴请国内外宾客。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能不能出席，事先也确实没定下来。8月10日，周恩来刚刚动过第二次大手术，能否出席国庆招待会，要看体质恢复情况。
人们期盼着周恩来能出席招待会，周恩来自己也想出席。
晚七时许，随着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宴会厅东侧入口的帷幕缓缓拉开，周恩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边鼓掌，一边步入宴会厅。
周恩来穿的还是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人已消瘦了很多，衣服显得有点不太合体，但精神不错。
这是周恩来1974年6月1日住院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刹那间，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有的外国友人也顾不得礼仪，站到了椅子上，为的是能清楚地看一眼周恩来。
一位当年参加国庆招待会的篮球运动员钱澄海深情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1974年，周总理因为病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了。我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忧，心里总是暗暗地祝愿他老人家能早日康复。这一年国庆宴会，我们到会的同志坐在宴会大厅里，气氛明显地与往年不一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惦念着周总理的健康，多么希望敬爱的周总理能出席啊！忽然，掌声雷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走进了宴会大厅。顿时，全场沸腾，中外来宾同声欢呼，一拥而上，围在周总理的周围，都想仔细看看周总理。有的人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喊：“总理的病好了！总理的病好了！”我和大家一样，压在心上的石头也落下来了。全场都为周总理的出席而万分激动，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见到周总理的幸福心情，宴会厅里久久平静不下来。祝酒时，我仔细地望着周总理，我发现周总理的确是瘦了，头发也变得更灰白了，但他那熟悉的声音却还是那样洪亮有力，多次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那炯炯的目光还是焕发着饱满的神采。我心里感到极为宽慰，心底充满胜利的信心。当周总理离开宴会大厅时，人们再一次报以掌声，向敬爱的周总理告别。这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尊敬。
另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老干部柴树藩也记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周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入口处时，会场内一片激动。周总理登台致词时，在场的人包括许多外宾都拼命鼓掌、欢呼。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看到，虽然周总理的面容消瘦了些，但他那简洁的语言、潇洒的风度、铿锵的声音、有力的手势，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这使大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周总理的健康快恢复了，不久他将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多么需要周总理啊！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祝酒词：二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二十五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我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恩来的祝酒词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人们用掌声倾诉着对他们的总理的热爱、敬仰和祝愿，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人民需要周恩来，中国需要周恩来。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对贺龙的迫害（4）
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在经济领域批判极左思潮，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
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纠“左”文件都被张春桥否掉了。周恩来发出阵阵怒吼：“确实没有王法了。”
毛泽东问周恩来能不能多生产点“的确良”。周恩来抓住契机批准了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方案。
两次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连着两年要下发纠正经济领域极左思潮的文件。张春桥说：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发出阵阵怒吼：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国民经济发展现在根本没有比例，确实没有“王法”了。
1971年12月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林彪集团覆亡后的第一个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到1972年2月12日结束。
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说成是“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说成是“搞物质刺激”，林彪集团还宣称“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等等。
分配上，平均主义盛行。所谓“四个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
全国计划会议开始前，即12月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准备情况时提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也成为贯穿这次会议的主旋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
这些整顿措施包括：加强统一计划，做好综合平衡；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等七项指标，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凡是应该解放而没有解放的干部，都要及时解放，大胆使用；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忽视政治、埋头生产和空谈政治、不敢抓生产，都是不对的；等等。
这个文件还提出整顿企业管理的关键在于肃清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它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主持会议将这一文件讨论定稿后，准备提请中央批准下发全国。
然而，文件到张春桥那里却卡住了。张春桥借口说“文件太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他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我们。
尽管这个文件因为张春桥的阻挠中央没有批转下去，但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将文件（草稿）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请他们向下面传达。
1972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对全国企业的整顿还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1972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从1972年上半年起，很多省市的企业先后开展了以劳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1972年10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