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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周恩来写信给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信中说：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这样，作为“二月逆流“代表人物的谭震林被安排从外地回北京治病。
周恩来还就王稼祥表示愿意做一点工作的来信向毛泽东写信建议：稼祥同志可以做一点外事调研工作。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此后，又一批干部得到“解放”。暂时还没能“解放”的在押干部，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都得到较大改善。许多老干部“解放”后都说：感谢刘建章的夫人给毛主席写信，我们得救了。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四人帮”百般阻挠，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
1973年春天，中国政治生活中引中外人士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行列中出现了一个久违的“新面孔”，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1973年3月9日，经周恩来积极推动、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2）
邓小平的复出，是老干部“解放”工作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极大成果，对其他老干部的“解放”工作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按一般逻辑，“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解放”，其他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也就不成问题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
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需要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九大时，一大批老干部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抓住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契机，让这批老干部在十大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周恩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而，此时仍然有大批的干部还没有得到“解放”。
1973年初，周恩来找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1973年2月9日，原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瑛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过去强加给廖的罪名违背史实，要求解除对廖志高的监护，并准许他住院治疗。2月13日，周恩来批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如结论已定，请送中央批示，恢复党的生活并出外治疗。如结论一时难定，可先保外就医。”
指示明确，语气坚定。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节奏。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
1973年3月初，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散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还有很多挨整的老干部没有“解放”、没有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周恩来需要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他立即召集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加快“解放”干部工作的方案：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均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很快，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头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共300多人。这些干部都是尚待“解放”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副职，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的干部。
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时，又进行了补充。
刘志坚回忆说：军队的名单中，原来没有他和肖华，周总理审阅时把他们两个加上了。
这份名单，既附有每个干部的材料，又有具体处理意见，就等政治局会议最后敲定。
最难过的也就是政治局会议这一关。
由于“四人帮”从中作梗，百般阻挠，老干部的“解放”工作极其艰难，讨论干部“解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分配工作提了点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是“走资派”不能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
1973年7月27日，也是在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会议上，看着“四人帮”的无理取闹和周恩来的艰苦努力，叶剑英元帅禁不住随手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叶剑英诗中所说的“牵骡人”，就是指周恩来。
这一个个待“解放”的干部就像一匹匹马，要过政治局这座关桥很不容易。周恩来费力地一匹一匹地牵过这座关桥，使他们到达“解放”的彼岸。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3）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人民日报》记者谢国明曾经采访过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当年负责军队干部政策落实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田维新，留下了一段宝贵的资料。
田维新将军回忆说：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某个问题，周恩来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尽管周恩来竭尽所能，但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一百七十五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的。
在田维新将军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到了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理由是颜金生到文化部工作的时间不长。其实，这样安排是周恩来的一着巧棋。因为当时文化部还在江青一伙的控制之中，把颜金生从文化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掌。
田维新在介绍情况时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
田维新的意思说，颜金生不识多少字，不可能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14岁就参加红军，能读过几年书！？
眼看江青又要无理取闹，朱德元帅说话了：“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
总司令说话了，江青顿时没话了。
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还没说完，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该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总政治部李德生也为颜金生说话。
经过这么一解释，颜金生去陕西总算通过了。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省军区当政委。”
江青第三次发难：“不行，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
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为颜金生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