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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
“有啊！”我说。
“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两种世界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
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他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在这里打工。
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
“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
“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
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我们沿南岛西海岸一路南行，时而留步，观赏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壮丽风光。海天一色，沙滩金黄，礁石嶙峋，碧水拍岸。海豹群聚，海鸥云集，游客以食物相邀。观鲸处，直升机载客临洋鸟瞰，逆戟鲸破浪摆尾，那景色，美是真美。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张院长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
“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
“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台湾也窝里斗吗？”
“有啊！”
“就因为这些因素？”
“还有教育好。”
又谈到了教育。
张院长说，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棒，特别是基础教育，台湾也不错。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定毕业生去了。”
张院长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看新西兰教育。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
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再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中学的女教师告诉我，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
“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
“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
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就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
“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
“还上数学和英语。”
“上到几点？”
“2点到5点。”
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是这位母亲告诉我：“还有呢！”
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睡觉和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一百元。”
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
他才读小学五年级。
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
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
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察素质的方向改吗？
她说改是在改，但是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
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
我问，哪三张门票？
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
“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
至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现在，张院长说，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写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培养了十多年，他们或者高考落第，或者进入大学，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
我问：“豆芽菜，什么意思？”
“个子高了，戴着眼镜，自信心不强。”他接着说，美国、英国那些学生，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但一个个信心十足，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扑向世界。
对方还告诉我，“豆芽菜似的”，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
张院长也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暖暖地照耀着张院长的办公室。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
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正螺旋？负螺旋？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