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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废科举，通过读书做官就剩下赴日留学一途。中国人读书做官实有千年的冲动，清代的秀才，如小说描写的范进50多岁才中举的并不少见。他们苦读一生没有得到功名，突然朝廷又绝了科举之路，柳暗花明尚可留学日本，虽年过花甲也想方设法坚决前往，并不以为年岁大了有什么不自然，慷慨上道，心志与进京赶考相当。
1906年，蒋介石的母亲变卖了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家当送儿子东渡。在这前后的留日学生还有邹荣、陈天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吴玉章、闫锡山等等。1911年组织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也曾是留日学生。孙中山早年随母亲到夏威夷岛就读英、美教会办的学校，此后游历欧洲，再从欧洲到日本。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留日学生占到90％以上。
1907年清廷颁旨实兴女学，赴日留学的女子也多起来了。在王公贵族、有钱人中还出现了夫妇、兄妹同去留学，乃至父子和儿媳同去留学的。那时，为方便留学，社会上像《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指掌》之类的书，也一本一本地应时而出。
汽笛声声，轮船就要启航，甲板上向亲人告别的中国人下至少年，上至老叟，什么样年龄的人都有。这些男女老少汇聚一起不是逃难，也不是去打工，是要去留学。这在世界各国的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观。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刺激了美国人。美国人考虑到需要通过影响中国人才的途径来影响中国的未来及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愿以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名义在中国办学。于是清政府在清华园办“游美肄业馆”，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美国人由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留学的方向。那以后中国人留学美国或留学欧洲成为主潮，他们中有胡适、陈寅恪、马寅初、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邓稼先、周培源、费孝通、茅以升、高士其、陈省身、巴金、曹禺、季羡林……这许多群星灿烂的名字，不胜枚举。
20世纪早期的留学，仍然是中国近代改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近代教育、科技、人文的发展始终与留学教育不可分割。
1916年袁世凯帝制破产，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任北大校长，他聘请的许多教授是留学欧美的人士。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北大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已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了。
至此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西方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对中国的严重冲击，中国的教育在经过60年的渐变后，终于在20世纪初期从先前的教授“四书五经”全面转向教学“文史地数理化”。中国20世纪的教育，发生了与古代教育多么不同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后记我的老师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生在贫穷的乡村，老师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盏灯。我的童年也是在乡村教师的照耀下长大，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一程程铺垫了我通往远方的路。人生在世，有些恩情不能报答，只能铭记。写完此书，感到还有什么没做，后记之类常写些感激的话，我愿以此文为后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
去见她时，我感到心情有点激动。
当她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时，我却发现自己——突然间简直难以接受。这时我才明白，26年了，我心中的老师，一直是26年前那个青春焕发的形象。
12岁上中学，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师只有22岁。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老师是从福州来的，她没有读大学，后来上了一年英语业余大学，再后来由她的一位当医生的姨妈介绍，只身来到闽北山区的这所新办中学任教。
烈日下锄草，寒风中积肥，我们知道22岁的女老师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明亮……那是一所刚刚创办的乡村中学，只有初一，初一也只有两个班，学生总数不足百人。教室是在一排牛栏的旧基上改建的，没有操场。操场是在我们入学后，师生共同用锄头锄出来的……当荒草和败叶都被集中起来，当火点燃的时候，那片岁月，真是每一缕空气里都有我们随手可以抚摸的温暖。
22岁，只身来到这所山区中学的老师，直到我们离开她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现她有男朋友，因而在我们那短暂的中学时代，她都像是属于我们的。
作为住校生，许多个星期日，我们在她那只有一扇木栅窗户的房间里学会了唱《卡秋莎》……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我一直就觉得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她的姓名就叫陈美熙。
然而1991年深秋，当我再见到她时，一时间真的难以接受，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青春的容颜像一只美丽的鸽子，永远飞出了她的巢穴……
离那乡村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宽百余米，清湛湛的故乡河叫建溪，它的前方通往闽江，然后东流入海。我们从河滩上挑来细细的沙子，我至今记得陈老师挑沙子时甩动她那条细细的长辫子的姿态。
我们把沙子倒进一个我们挖好的大坑，又在坑的前方辟出一条跑道。从此，我们将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练习跳高和跳远，而且不必害怕摔倒。
可是我们的中学时代实在太短暂，读书的日子只有一年，一年后的那个暑假，那场“大革命”同炎热的气候一同到来……我们分成了两派，陈老师成了“孤独”的人。我们谁都想争取她，可她一点儿都不肯偏心。记得有个月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跑到老师们的窗外去敲锣，锣声嘡嘡地响，月光下，满操场都流窜着震耳的声音……我至今无法描述我们为什么把那个日子变成如同狂欢节。
那一排低矮的木屋里住着全校总共不足十员的教师。木屋的屋檐下有一条水沟，走廊的尽头有一块木板——桥梁似的架设在水沟上，就她一个人出来了，月光下，我们看到她留着长辫的身影就站在那块木板上。
陈老师生气了，她在喝止我们。我们从那声音中听到了（好像是）哭的声音。我们都安静下来了。
后来小镇上传来了城里发生武斗的消息，小镇的空气也严峻起来，陈老师第一次踏进我们的“总部”。
“回家吧，你们都回家吧，你们都太小了！”
城里的班车已经不来了，替我们做饭的炊事员也走了。那一天，我们给陈老师搬凳子，团团地围住她，并且第一次感到：吃饭还真是个问题。
短暂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散伙那天，我们站在校门口，打量着空荡荡的操场，感到过去的日子已经隔得像放牧一样遥远。
再见到陈老师，已是两年后的冬天，我们回校要准备上山下乡了。
我和陈老师坐在离校不远的河滩上，面前是那条永远也不会冻结的河，河面上热气袅袅，那是故乡之河冬日的景象。河滩上的草，都还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绿色。
我说：“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老师沉默一阵，从身边拾起一块小石子，使劲一甩，不远的河面上传来一声单调的水响。回过头，她看着我说：“我的父亲也自杀了。他，也是医生。”
很久以后，当我有勇气来聆听别人伤心的诉说时，我也有勇气说，我也有过很潮湿很泥泞的日子。我甚至真的相信，痛苦，很可能是值得珍惜的。
不久，陈老师就站在校门口，把我们送上了一辆大卡车。那是一个早晨，山区的雾把公路也弄得湿漉漉的，晨风开始呼呼地在我们耳边响，我们都背对车头站在卡车的后斗上，老师已经在我遥远的视野中变得像一棵在晨雾中朦胧的小树。
那时候我们手里或者背包上，都有一朵红花，我不能肯定我的这一朵是不是陈老师做的……卡车就这样把我们拉到山区的一处渡口。这天天气晴朗，阳光已经铺满河面，这是建溪上游。对岸的山路向我们迎来，我们还听到了鸟声……很久以后，我躺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怀想山路，觉得山路就像一根绳子，是它把我们牵进大山。我们开始对乡邮员绿色的自行车格外留意，而且羡慕不已。
不久，我收到了陈美熙老师的一封回信，看到那熟悉的曾被我们许多同学摹仿的清秀字迹，你很难想像我当时的心情……老师在信中说：“宏甲，我也要走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临时工。”
我不知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也不知25岁的老师在她走的时候还有谁送她，更无法想像老师现在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面对青山和稻田，把裤管高高地挽到膝上……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关于陈老师的消息，这使我一再想，从今以后，我真的得靠自己长大了。
5年后，我20岁了，那时许多农民朋友，尤其是那些从少小就跟随父兄在田里劳作的姑娘的笑声，已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我还会想，陈老师该是30岁了，她在哪儿呢？我不能想像她也跟我一样——黄昏在田水里洗净了脚，夜晚挤在生产队的队部里记工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山村，就像我们大队的乡村女教师那样当个民办教师。我的意识一直停留在她那句话上：“我也要走了……”。
现在，我又坐在陈老师的屋里，我感觉到老师的目光在注视我，可我却在躲避她的目光，好像更愿听她的声音。
我们坐在木头沙发上，我开始知道这沙发的木料来自偏僻的山村，在那里，她的确当过民办教师……老师转而问起我这些年的创作，她说她很闭塞，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我发现自己在诉说时有些小心翼翼，我记得我曾经想过，“教师”这职业恐怕是我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不能想像每天走进教室总在重复去年的内容，“创作使每一个日子变得富有新意。”但是这个上午，我渐渐发现自己必须把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放到地上。
我听到老师在讲着她的学生时忽然检讨起自己的教学方法，以至对自己的能力也发生怀疑。“我已经老了，记忆力也差了。”蓦地，我感到有一种仿佛已经陌生的感动袭击了我……只有当灵魂在一片晴空中行走，心灵才会生长出对青草的认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每一批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是崭新的啊！
我仿佛重新坐在一片青草地上，有许多精神内部的姿态值得检查和回忆……我仿佛突然理解了叶圣陶先生为什么放下文学的笔去编课本，莫非叶老先生是对成年人有所失望，或说更愿寄希望于嗷嗷待哺的新一代？我知道我还有想不清楚的问题，我已经看见老师在看手上的表，她说快下课了，她得在学生们下课之前赶到教室，告诉他们下午还该带一本什么书。
老师给我的时间突然变短了。我们已经开始下楼，我看到老师下楼时敏捷的双脚，又想起她当年在河滩上挑沙的形象。
校园中心的一个大花圃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记起某个类似的场景，有人问我，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学步”时指导过我的前辈作家，上大学中文系以及读文学研究生时教导过我的诸多老师，毕业前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