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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锣鼓,似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王树方校长非常重视。
“他每周必来听我一节课,有时去公社开会,回来一定补上,当晚一定给我感受,论得失。”
王能智说,王校长很胖,但我们上野外课,他也跟我们一起去,走多远都兴致勃勃。
王校长还让王能智读教育理论书籍。
“小王,你拿去看看,这是苏联凯洛夫的。”
“这不是报纸上批判的吗?”王能智问。
“你可以批判着读嘛!”校长说。
在那乡村之夜,田野里是响作一片的虫吟蛙鸣,王能智果真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地阅读着。也许这种阅读方式,比带着“学习的眼光”去阅读,还真的更有好处。王能智一页一页地读着那些教育理论,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踏进了思辨的轨道。今天的王能智仍然认为,“凯洛夫确实是个学者,是个教育家。”
那时,王能智觉得编出一本地理教材也就不错了,可是王校长并不满足。“他推着我继续往课外发展” 。
一天,校长从密云县城回来,对王能智说:“101地质队正在密云搞铁矿勘探,据说那是25亿年前太古代的铁矿,你应该去101地质队学习学习。”
王能智去了。
今天他告诉我,说他去地质队,从野外作业到显微镜下的分析都学了。“那都是利用寒假暑假,跟着跑” 。
他又到密云县农科所去学习。
他由此知道了北方农业从低产到高产主要是解决“水、肥、土”问题,而要从高产到再高产,就要解决“光、气、热”的问题。
当时学校要建教学楼,校长就让王能智去密云县建筑局学制图,还让他去密云县规划局搞宏观规划。
“这一切都是校长推着我走出课堂,去补充知识。”
这使王能智深切体会到,仅一个地理学科,就容纳着多少跟生产实际相联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如果为学生所掌握,就能在日后为家乡的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地理教材也因此不断丰富。
王能智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寒暑假也很少回城。这结果是,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谢莉英的肚子毫无消息。
直到1975年,这年秋天开学不久,谢莉英发现自己怀孕了。王能智自然也非常高兴。
他爱孩子,一个优秀教师怎么能不爱孩子!他在密云的田野里,深情地给学生唱《宝贝》,学生们都被老师的歌声深深打动。
那时,谁也想不到,谢莉英怀孕8个月时去做胎检,会被认为怀了怪胎。其后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深远的痛苦,也使王能智日后培养自己的孩子遇到严峻挑战。
保护天赋一生都沉浸在学生的状态中
也是在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但又不肯下切实的工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还有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校长说得语重心长。校长要走了,似乎对王能智还颇有牵挂。这是什么?这就是感情!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他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校长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整理行装时,王能智看到了校长的十多本读书笔记,他至今印象深深:“那笔记本纸很差,字好极了!”
校长走了。
那一天,他送走校长回到自己的小屋,突然感到空空荡荡。那时中学的校舍仍然紧张,他住在校外一个农家院子里,窗户纸总是有好多洞,夏天蚊子就从洞里飞进来。他糊上报纸,转天村里的小孩又给捅破了。他再糊上,再被捅破,一而再,再而三,他就不糊了。从此就用敌敌畏对上水,在自己的周围撒上一圈,蚊子就不过来了。他就在这个圈里照校长推荐的书籍一一去读。
这么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再说谢莉英怀孕7个半月时去医院检查,照了X光,没发现异常。按医生吩咐,半个月后去做第二次检查,没想到医生突然说,怪了,怎么摸不到孩子的脑袋、胳膊,会不会是葡萄胎啊?
“去拍个片子吧!”
片子出来了,孩子有脑袋、有胳膊,不是葡萄胎,但医生仍然怀疑:“可能是个怪胎!”
“别吓我。”谢莉英说。
“孩子的脑袋太大了,哪有这么大的呢?”医生说。
她第一次听到了“大头儿”的说法。但她不信,暗想自己该到另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她当天就去了。
在人民医院,一位主任医师看了她带去的片子,说:“按片子看,是个畸形儿,俗称怪胎。但这是影像提示的,还不好确诊。你先住院吧!”
那日,天上下着细雨,谢莉英没住院,在细雨中跑出来了。
王能智在乡下,她也没告诉他。多少个暑假、寒假,他是该回来的,可他为乡村地理教学去跑地质队、农科所……现在是上课期间,更指望不上他。
这时的王能智,在乡村,正进入他人生中的一个“再学习”时期。王校长对他说过的话中有一段“章太炎说”,此时在他心中特别明亮,那话是:“章太炎说过,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在求是与致用这二者之间做学问,也许是最好的。”
王能智有了“做学问”的意识,并随着学问的增长越发体会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在师范大学毕业后,也还有很多知识——包括实践知识——要去学,要去做啊!
在焦家坞,他除了历史、政治没教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农基等课都教过。看起来这是由于乡村中学师资不够,他必须是个教书的多面手,但这种训练对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多么有益。他的乡村中学经历,实际上对他日后在京城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打下了一个宝贵的基础。
在焦家坞执教的日子,主要是“文革”岁月。回顾往事,王能智说:“一度,我曾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亮光。王校长那话就是亮光,使我感到总有一个火炬在我眼前亮着,引导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
保护天赋向林巧稚求助
1976年那个天上下着细雨的春日,谢莉英从人民医院出来,就回到了石景山北辛安中学。她想,我总得把这件事告诉学校领导,告诉谁合适呢?……告诉张修石吧!张修石是晚清大臣张之洞的孙女,为人特别和蔼。谢莉英径直去找了教学主任张修石。
“张主任,我恐怕要请一段时间假了。”
张修石笑着问:“到日子啦?”
“没有。”把情况告诉张修石后,她说,“我想把这个怪东西做掉。”
“别!”张修石说,“医生也没肯定就是。好不容易怀一个,别轻率。哎,我建议你去找你婆婆,我记得你婆婆曾经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去问问你婆婆有什么办法。”
谢莉英踩着一条胡同里的小道去见婆婆。
王能智家早先住在南池子41号张学良赠送的大宅子,“文革”前他们一家就不能在里面住了,迁到大宅后面的飞龙桥10号,那是从前仆人住的小四合院。王能智的母亲陈珣此时就住在这里。
陈老太太依然显得很精神,婆媳见面,陈珣听了情况后,一字一句地说:“你别慌。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就跟我去,去找林巧稚。”
谢莉英问:“为什么要有胆量?”
婆婆说:“林巧稚现在没时间给一般人瞧病,你只有去堵住她,让她给你瞧。”
谢莉英想说,妈,你不可以跟林巧稚说说吗?干吗要我去堵?还没说出来,陈老太太又说:“到那里,我告诉你是哪个,你就上去。记住,你别犹豫。只要上去,她一定会接待你。”老太太的话中有一种不容置疑也不必商量的东西,“走吧,现在就走!”老太太已经站起来。
对谢莉英来说,眼下肚子里的事已是天大的事。对陈老太太来说,这也是她的血脉呀!但陈珣似乎一生都不轻易开口求人,这一点,王能智几乎跟他母亲一模一样。陈老太太办事,似乎比她的儿子更果断。
婆媳就这样出发了。
那是1976年4月8日,北京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第三天。大街上行人稀少,你感到连空气都是紧张的。
到了协和医院,婆婆说:“你先去挂个号,才好说话。”
谢莉英照办。挂了号,谢莉英又按婆婆吩咐去找个医生“再看看”。妇产科的一位女大夫为谢莉英做了检查,然后开出单子,让再去拍正面、侧面两张片子。她拿着单子出来,婆婆说:“现在可以找林巧稚了。”
婆媳二人走到一处,正遇林巧稚带着一拨儿研究生远远地走来。婆婆马上对儿媳说:“就是她!”
一群学生全是男的,只有林巧稚是女的,一目了然。谢莉英就上去了:“请问,您是林巧稚大夫吗?”
“是的。”林巧稚大约明白了来者的意思,温和地说,“您瞧病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夫。”
“大夫说这是怪胎,又说不能肯定。”谢莉英已经展开了片子,“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只好请您瞧一眼。”
林巧稚的眼睛已经习惯性地瞅见了谢莉英手里的片子,问:“这就是你的吗?”
“是我的呀!您看,你们大夫又开了单子,让我再去拍两张片子瞧瞧……”
“你不能拍了,不能拍了!”林巧稚马上说,“来吧,上这屋来。”
屋里有床。林巧稚说你躺上去吧,把裤子解开,我给你检查。一群男研究生也进来了。谢莉英有点犹豫。
“别不好意思,都是医生。”林巧稚在等待着。
谢莉英也就不犹豫了。林巧稚给她仔细做了检查,又让研究生们检查,然后说:“你们都发表意见,说说这个胎儿到底是什么,要说出理由。”谢莉英躺在床上,心想自己送这儿来成了教材……事后她告诉王能智,王能智说,“这是很好的实践教学。”
学生们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