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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在这期间，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经常去行营与他会晤。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说明目前虽然敌强我弱，但只要我们动员全民，团结奋斗，就可削弱敌人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打败日本，收复失地，鼓励他坚持抗战。阎要求周恩来为第二战区拟制作战计划，周恩来只用了一天时间即写成，他看了十分惊异，敬佩不已，连声赞叹：“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此后，他每日早晨约周恩来去办公，并通令晋军全军学习八路军的办法。后来，周恩来提出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阎先不同意，后经薄一波解说，才同意了。
不久，平绥路的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集中了14万人，坦克150辆、火炮350门、飞机300架，由两个方向进攻太原，企图一举攻占山西。阎锡山在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人民支持下，组织了太原会战。25日凌晨，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以东设伏，全歼日军第五师团一个大队及后勤人员共1000余人；在阳口方向的晋绥军高桂滋、刘奉滨、孟宪吉等部队，也与日军展开激战，给敌杀伤甚大。太原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后来，因敌力量太强，晋绥军之铁角岭、繁峙陂等地很快被敌攻占，整个战线受到威胁。当时保定已陷于敌手，沣源为敌所占；平汉路的日军主力又南下石家庄，直趋娘子关，雁门关一线亦被敌突破，太原部队北上增援困难。基于这种形势，阎锡山遂决定撤退繁峙以东的部队，经五台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他在这里集中了8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日军本想一举突破忻口，但遭守军的顽强抵抗。战役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守军寸土必争，与敌反复厮杀。军长郝梦龄亲上前线指挥，被敌炮弹击中殉职，官兵战死者不下万人，负伤的也有两万余人，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天之内在正面三里宽的地段上，竟牺牲十个团的兵力，即每小时牺牲一团人。经二十余日激烈战斗，杀伤日军3万余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一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烧毁敌机24架。
第9节：地方军阀大结局（9）
日军在守军的顽强抗击下，一筹莫展，三易指挥官，也未能攻陷忻口。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军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阎军防守太原之部署尚未就绪，日军即已迫近城下。傅作义根据阎之命令，率部在太原城东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为了适应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统一后方工作，加强军民抗战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建议推动下，阎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和一个“政治保卫总队”，依靠八路军的帮助和指导，成为一支有政治觉悟的坚强敌后抗日部队。但这些组织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阎锡山的限制。
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又一次喧腾起来。是西渡黄河逃窜，还是在山西坚持敌后抗战？阎左右的一些高级官员，力图怂恿阎放弃抗战，渡河到陕西逃难。与阎合作抗战的共产党员及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战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
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他通过所谓“民族革命同志会”，集中旧的封建势力，打击进步势力。这年6月，阎把他的各军、师主要军官召集到古贤村开会。他在会上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接着，他把其真意说出来：“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完了。所以给你们预先开一个追悼会。”他深恐所谓“正规军”军官不懂得运用政治进行反动活动的方法，特选了一批反动的政工人员到各军、师担任政治主任，控制各级军官，用反动理论麻痹青年军官，仇视新军（决死队），制造“正规军”与“决死队”之间的矛盾。
12月23日，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发出了“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谬论，准备妥协投降日本。当他得悉“东方慕尼黑”正在加紧策划时，便说：“天快下雨（和平妥协）了，我们也要赶快准备雨伞。”当时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等于要他投降日本的日阎双方谈判条件，他亦准备接受。在遭到山西共产党领导人薄一波的严厉驳斥后，才未采取投降行动。
在日军政治诱降策略的引诱下，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1939年3月，他在宜川县秋林镇召集所属师长、独立旅长、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军政官员会议（亦称为“秋林会议”），其目的是为他准备降日制造舆论。会上他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为“二的哲学”、“惟中哲学”。他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存在就是真理”，“抗战只是手段”。高喊要“无条件的存在”，“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在会议上，新军和旧军（正规军）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与摩擦。阎对“决死队”的负责人劝其“不应以防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成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大为不满，说：“我们是讲对错，不分左右。十五的月亮是中，是对，过与不及是左是右。今日中国，应该在‘抗战到复兴’上求十五的月亮，不要找上旬或下旬之右或左。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求抗战的十五月亮，更进一步求复兴的十五月亮，才是今日对错的标准”。他早已视“决死队”为投降的最大障碍，把“决死队”污蔑为“叛军”，实行讨伐。会后，他迫不及待地传见各区军政人员和“公道团”系统的人员，分别安排摩擦斗争。同时，在“牺盟会”、“决死队”和比较进步的专员、县长中间进行争取和分化。随后，又组织“突击队”、“精建会”等许多反动团体，散布谣言，破坏决死队，打击“牺盟会”，使新、旧军摩擦一天比一天大。10月，他授权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把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找来授意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的合作，我晋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消灭“决死队”、“牺盟会”，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他在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后，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戎伍胜、雷任民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了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人的坚决抵制。
第10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0）
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1日，他下令“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向同浦路大举进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当“决死队”第二纵队韩钧正在动员执行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向该纵队进攻。在日、阎两军包围下，“决死队”第二纵队实行自卫，一面与日军进行肉搏，一面抵抗阎军，经殊死战斗，突出重围，转入晋西北、晋东南地区。与此同时，在晋西北方面，阎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放弃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向“决死队”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为接应“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晋西纵队，成立山西新军临时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分左、右两纵队，向赵承绶和郭宗汾两军进攻，将其击溃。在晋东南，决死队第三纵队也遭到日、阎军的夹击。这次事变，虽然粉碎了阎锡山消灭“牺盟会”、“决死队”和“暂一师”的阴谋，巩固了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但由于阎锡山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1940年夏，他在吉县克难坡秘密会见日军特务大矢，并派遣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同大矢到太原，通过汉奸苏体仁等与日军取得联系。同时，将所俘日军二人由其族孙阎立仁秘密护送至太原，表示对日诚意“合作”；日军也从孝义县属兑九峪镇撤出，交阎接管，作为愿意“合作”的表示。刘迪吉、苏体仁根据阎的电报指示，与日军达成协议：（一）日军协助阎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二）阎军各高级军官的住宅财产，日军完全交还；（三）日军在中条山发动战争胜利后，阎锡山即可向太原前进。后来，日军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到了太原，表示只要阎锡山投降，要什么给什么。
同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属之白壁关，按其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参谋长楠山进行谈判，要求日方先给予武装30个团。次年3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按照前次初步协议：“阎、日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并商定“防御进剿”任务。6月，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交阎军接管，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8月11日，赵承绶同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第一步，日本为阎装备50个团，阎将吉县小船窝渡口让给日军，并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晋中十县政权交给阎接管。第二步，阎进驻太原，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再为阎装备50个团。第三步，阎进驻北京，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组织“华北国”。10月，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