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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头配置在察哈尔的怀安，一头布置在石家庄和新乐，预备队搁在津浦沿线和冀中一带。
阎从两端下手，把张的预备队吸引到京汉、京绥线的两头，尔后以奇兵截断其腰部的战法，很快打败了奉军，占据了石家庄和新乐。后在定县、宣化、涿州等战斗中，接连失利，即撤到山西境内，凭借固关、娘子关、雁门关等关口扼守。张作霖调集几十万人马大举进攻，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后失利，退出关外。
第6节：地方军阀大结局（6）
阎锡山单独攻打张作霖遭到失败后，冯玉祥部也受到奉军的威胁，于是他便与冯玉祥联名请求下野留居日本的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事，共同对付张作霖。他致电蒋说，“公留党在，公去国危，个人之去留事小，党国之存亡事大，爱用春秋责贤之义，再挽浪中已去之舟”，竭力表示拥护蒋之至诚。不久，蒋即从日本回南京，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2月，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军队，成立四个集团军。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他出兵进攻奉军，一举夺取石家庄，收复大同，进而加紧进攻保定，以夺取津京地区。
他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派人潜入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勾结。新井表示：“阎军如果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放一枪，唾手可得。”阎得日军许诺后，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张学良放弃保定北撤。他不战而继占北京、天津，被蒋介石委任为平京卫戍总司令。至此，他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大城市，并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内政部长、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
次年12月，南京编遣会议后，阎锡山看到蒋介石为削弱非嫡系部队，与冯玉祥、李宗仁开始火并，派兵将桂系势力驱逐出两湖地区，深感威胁，认为早晚也要轮到自己头上来。这年，唐生智因蒋介石没有给他湖南地盘而对其不满，与阎约定，由唐通电拥阎为首，共同倒蒋，阎答应接济唐军饷60万元。但唐在倒蒋通电中却以汪精卫号召“护党救国”名义，提出拥汪反蒋主张。阎见唐背弃前约，深为不满，便串通张学良等十人发出通电，拥蒋反唐。1930年元旦，他就任蒋介石委派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但未即行，而是令晋绥军在郑州观望各军情势，然后再定进攻策略。直到讨唐各路军连战皆捷，战事即将成功，方亲赴郑州，督师进发，获得不战而胜的战果。蒋介石对阎又出兵，又观望的把戏早已察知，讨唐军事行动一停，便授意韩复榘在郑州秘密布置捉阎。他得知消息后，仓卒化装逃回太原。
在这期间，阎锡山深感蒋介石消灭异己，咄咄逼人。因此，他表面上应付蒋的编遣计划，暗地里却在山西进行第四次扩军备战，陆续将部队扩编为十个军，辖三十个师；四个保安纵队，辖十二个旅、四个骑兵师、七个炮兵旅。
与此同时，阎、蒋之间展开了一场所谓“国是”之争。这年2月10日，阎首先致电蒋介石，指出：“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提出“礼让为国”，请蒋下野。随着阎、蒋笔战，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各派系及各大小军阀的代表，纷纷麇集太原，商定倒蒋事宜，正式形成反蒋阵线。3月14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人发出倒蒋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各个反蒋的大小军阀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阎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并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决定集结重庆，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三路分进。蒋介石亦针锋相对，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于4月4日下令免除阎锡山所任各项职务，并通令拿办；5日，下令讨阎。于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倒蒋势力与蒋介石在中原展开大战。
中原大战展开后，阎锡山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作战方略，决定陇海路豫中方面、平汉路豫南方面，均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路之鲁北方面，则采取攻势，俟有进展后，再全线出动。在作了相应兵力部署之后，阎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作战。5月22日，蒋、冯、阎激战于鲁、豫。7月1日，阎、冯联名电请汪精卫即日北上，反蒋联盟于北平成立。8月4日，又大战于津浦、陇海路。但由于倒蒋联军各怀异志，一味保存实力，战事一开始，在陇海线上的倒蒋联军就相互争夺地位，造成内讧；接着，冯部在津浦线上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带兵入关，威胁倒蒋联军后路。这样，迫使阎、冯军自山东、河南撤退，颇有声势的倒蒋战争终告失败。阎锡山败回太原后，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等撤销，改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由徐永昌任总司令，杨爱源任副总司令，替他看守地盘，自己化装潜入大连，托庇于日本人，过着寓公生活。
第7节：地方军阀大结局（7）
阎锡山外逃后，山西蒋记国民党省党部大量通缉、开除阎的骨干分子。他怕离晋日久，军队离心，老巢倾覆，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回到大同，隐居五台县河边村，控制山西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已无暇顾及阎锡山。其时，汪精卫由法国归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担任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为取得其支持，特派员驻南京与汪联系，另又派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到北平，向各方人士请求援助，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在蒋介石面前疏通。这时，蒋介石也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侮”，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于1932年2月委派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阎又恢复了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锡山为了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倡言“经济建设”，扩大官僚资本，把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几年之后，使山西形成了一个由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初具规模的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浦铁路，整顿银行，成立了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后又成立“经济统制处”企图垄断山西的经济。他还成立“禁烟考核处”，以鸦片制作戒烟药饼，公开官卖鸦片，几年间获利达2000万元，饱了自己的私囊。
他又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还美其名曰“讲究卫生”，当时有个名叫刘师亮的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讥讽阎锡山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三、两面派被迫抗日“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阎锡山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寓居天津时，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消息传到太原后，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簌曾愤而作书，直接寄阎，内说，“秦桧好当，秦桧的子孙难当”，指责阎出卖国家民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首要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反共，搞“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等。他以地主、富农为核心，成立所谓“主张公道团”，就是实行“民众防共”的一个反动组织。这年8月，阎召集黄河沿岸的从河曲到永济等二十一县的县长开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办理“防共保卫团”。他说：“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剿共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而防共更应该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他一面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势力“进剿”红军，一面在山西境内筹备防共。
是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拒绝红军要求，并利用黄河天险，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济的黄河东岸，筑起连绵不断的碉堡线，企图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次年2月，中共中央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东征宣言”。20日，东征红军渡过黄河，直捣三交镇，旋即向同浦路扩展，将抗拒之阎军各个击破，阎锡山遭到惨败后，感到红军声势浩大，老巢太原受到威胁，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阎锡山因以狡诈奸猾著称，当时被人称为“九尾狐狸”，自窃据山西军政大权后，闭关自守，蒋介石虽早已图谋把力量打入山西，但总无从下手，此次，阎锡山主动请蒋派兵入晋，可谓蒋之天赐良机，蒋当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实现了图谋已久的目的。阎锡山虽得蒋之支援，但同样被红军击败，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坚决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第8节：地方军阀大结局（8）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后，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感到日军进窥绥远，已非空口所能拒止，不得不改弦易辙，提出“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薄一波等共产党人由北平回到山西，即负起了领导“牺牲救国同盟会”的责任，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这时，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等主持下，成立了军政训练委员会。次年初，又在太原举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训练进步青年。
11月，阎锡山看到日军进攻绥远已部署就绪，战火马上就要燃烧起来，便决心收复绥北要地百灵庙，以遂行其“守土抗战”的主张。22日，令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百灵庙。但是，当傅作义拟乘胜收复商都时，阎急予制止，专门派人赴绥密告傅：“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我们若攻商都，诚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奉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