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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世凯并没有轻信阎锡山，就在这年春，派其心腹金永山为山西巡安使，以分阎之权力。金到山西后，恃有袁为后台，不仅管民政，还扩充武装，势力很快与阎相当，并事事专行，目无将军。阎便知机而让，改变策略，对于军事一概不问，都委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处理。如此日久，太原城中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他故意让人说他无能，深自韬晦。金永山秉承袁世凯旨意，在山西铲除同盟会势力。阎暗自高兴，认为这实际上是为他排除异己，日后独统山西扫除障碍。他虽然看到形势于己有利，但却装聋卖傻，袖手旁观。这样，使金永山也觉得阎锡山容易应付，不足为虑。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在这之前，阎锡山就投袁所欲，向其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的赏识，在密奏上批复：“颇有见地”。当各地“劝进”风声弥漫之时，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登基称帝，声言：“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天与人归，各当其时”，“然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祝，早日决议，有以符舆情而巩固国基也”。他还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蔚丰厚和各处票号，假借山西公民等名义纷电请愿，早废共和，而立君主。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以这种钻营方式，赢得了袁的信任。袁一即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不再伪装庸碌懦弱，不择手段，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对旅长黄国梁专擅军权，又与黎元洪暗中勾结，忍无可忍，便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徒事实，实已迹尽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为辞，电请北京政府将黄撤职；并派兵包围黄之住宅，迫令其即刻离开山西。晋南镇守使董崇仁，阎原为利用他向袁世凯送人情而对其重用，袁死后，董已无可利用，又兼董对晋南反阎势力不加过问，有违己意，遂卸磨杀驴，将董撤职。晋北镇守使孔庚，在阎出走包头时，虽出过大力，但因孔曾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与阎之意相违，阎经周密的军事布置，逼令孔交出军权。阎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自旅长以下各级军官，均委派自己的亲信。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以护理（即代理）名义，擅刻印信，兼任了山西省省长。
第4节：地方军阀大结局（4）
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
这时，他看到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成了北洋军阀的中心人物，拥有实权，便多方接近，拜段为师，特遣人到北京，通过段的亲信罗仲芳向段活动；又派与内务总理汤化龙有裙带关系的贾景德到京从中为力。当时，北京政府内部分裂，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相互矛盾。他第一个追随段祺瑞反对国会；段被撤掉总理后，他又紧随安徽省长倪嗣冲，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后来，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带辫子兵4000人进入北京搞复辟，他又和段祺瑞站在一起，声讨张勋。当段祺瑞兴兵镇压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时，他便致电表示，山西军队随时可供调用，并遵段的命令，派兵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阎锡山亦步亦趋地取得了段祺瑞的欢心，且有汤化龙做内线，黎元洪最后只好同意他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于阎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当时，广大人民在北洋军阀明争暗斗，南北战争不休的混乱局面中，渴望和平生活。他抓住人民的这种心理，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表示不参加内战，以骗取人民的信任，在这个口号下，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阎既羡慕日本人所说的“武装和平”，又称赞德国人所说的“铁血主义”。他说：“无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图强。”因此，他主张：“政府政策是军国政策，人民教育是军国教育，社会组织是军国组织。”这就是他推行“用民政治”的思想基础。其内容有所谓“民德”、“民智”、“民财”。其突出的中心事项是“六政三事”，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和种棉、造林、牧畜。为实行其政，他一贯采取严厉主义。他说：“御下临民，应为者必使之为，不应为者必使之不为，如有违者，决不宽假”，“法令”苛刻，动辄得咎，人民被强力压制，不得不勉强应付。他成立所谓“洗心社”，让知识分子每周举行“自省”，灌输封建意识。还仿效日本的做法，实行“村本政治”，建立“行政网”，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和举动，都要“看得住”、“拿得起”，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与此同时，他进行了山西第一次扩军。1917年8月，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机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次年底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并在团内附设斌业中学，除讲授普通学校课程外，还加军事技术训练。为了推行军事国民教育，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等等。阎锡山通过这些政治斗争“武器”，进一步控制和压榨人民，培植了势力，壮大统治集团，为对内长期统治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
二、互争雄军阀混战阎在太原就任总司令，并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先后召开了所有军阀代表和所部高级军官会议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后，各路军阀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混战中，他为了个人封建割据的利益，两面三刀，看风使舵，倚强凌弱，以扩张自己的势力。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双方都派人与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但阎见这场战争前途莫测，便以力量薄弱为借口，保持中立态度，不得罪任何一方，并派他的参谋主任台寿民到北京、天津观望风势，探听情况。当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他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将定，便联合冯玉祥，拥护段祺瑞出山，负责国事。10月，他出兵石家庄，扼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挡直军冠英杰部北上，孤立吴佩孚，致使直军兵败，曹锟政权垮台，与冯玉祥、张作霖联合组成北京政府，由段当权，担任“临时执政”。
第5节：地方军阀大结局（5）
两年后，直奉联合发起反对冯玉祥的战争，即所谓“讨赤”之役，阎锡山又圆滑应付，借此扩张声势。“讨赤”之前，吴佩孚的势力又侵入河南，拟北进向冯玉祥部攻击。但国民军第二军郑思成部驻守顺德，扼京汉铁路之要冲，吴密请阎锡山出兵驱走郑部，开辟通道。阎则采取两面应付之策，一面拉拢冯玉祥，对其继续表示友好态度，取得谅解；一面诡称郑思成与豫北樊钟秀合作欲图山西，出兵攻占顺德，将郑部及冀南冯军驱走，吴佩孚军顺利打通了京汉路，进而占据了湖北、河南、河北等地。1926年夏，即“讨赤”之役初，阎锡山在表面上仍是两面讨好，当国民军退出北京后，还给一些方便，允许其眷属由山西过境，但实际上又与吴佩孚勾结，隔断国民军河南与直隶间的联系，使冯玉祥之国民军处于直奉、晋军三面包围之中。这时，国民军为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决定先击破山西，乃以宋哲元从杀虎口、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阎即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参加所谓“讨赤”战役。他为保存力量，配合奉军作战，主动把部队撤至雁门关，将主力部署在平型关到阳台方口一线上，凭险防守，另外，用钉钉子的办法，死守天镇、大同等城镇，使国民军得不到城池休整补充，反而因攻城消耗很大兵力。在直、奉、晋三方军阀联合攻击下，经三个多月的激战，冯军被击败，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机将封建统治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并收编了冯军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一俟战事稍息，阎锡山即着手进行山西第二次扩军，把部队扩充为十七个师又八个炮兵团，军队亦改名为晋绥军。
北伐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率部向甘肃、陕西移动。此时，刘镇华部围攻西安杨虎城军，久攻不下，电向阎锡山求助。阎派人赴陕详察情况后，令梁俊石团入陕支援，以作应付。同时，伺机观变，以便乘机扩充实力，巩固晋绥统治。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广州革命政府派代表到太原，请阎锡山派人去武汉研商参加北伐事宜。他应邀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赵临行前，他对赵再三叮嘱：“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后，是我的事。”赵丕廉先到武汉，后至南昌面见蒋介石。蒋说：“阎是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阎能早日举事。”国民军委会并授予阎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赵携带军事计划回到太原，向阎陈述详情后，他不愿骤然表明态度，也不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直至次年6月，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提议的名义下，他自任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7月，他秉承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旨意，在山西实行“清党”运动，提出“今日的清党，清其人，尤须清其法”，捕杀共产党员和迫害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并自任军法审判庭长，杀害共产党员王瀛等人。
与此同时，他又进行了山西第三次扩军，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暗中收编了冀南的陈光斗、刘桂堂，山东的范澄秋，冀东的张膺芳等部队，将晋军统编为七个军。
阎锡山悬挂青天白日旗后，张作霖对其极为不满，派人到山西劝告阎锡山与他合作，并以“军政府副元帅”相许，阎委婉谢绝，声称自己坚决反共，改易青天白日旗，不一定要与张决裂。此时，张作霖见阎锡山按兵不动，以为他不会与自己为难，便兵分两路南下，一路攻打在河南的武汉国民政府之张发奎部；一路沿津浦线援救孙传芳。与此同时，又派于珍以检查察西部队为名，前往丰镇平地泉一带部署军事。阎锡山察觉张此着棋是针对自己来的，这时才与张决裂，公开通电声讨张作霖，兵分两路，分别沿京汉线、京绥线攻击奉军，计划从南北两侧袭取北京。当时张部的部署如同卧蛇，把主力配置在京汉、京绥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