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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胸针在银行和商店索取财物的人不但同暴力集团扯不上半点关系，甚至彼此间也互不相识，他们都是些奉公守法的普通公民。
发生在加加林广场的银行抢劫案受到了特别重视，虽然乘坐“宝马”的两个枪手至今逍遥法外，但刑侦队员们很快找到了那个老乞丐。老人被发生在银行的劫案吓坏了，认为这全是自己惹的祸，并怀着愧疚的心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证词，可这份证词却把侦探们弄得更糊涂了。
老人的胸针是在邮递员送来的一份邮件中发现的。
“那孩子甚至没让我在收据上签字。”老人说，“只要求看看我的证件，确定了我是个二战老兵，就说：‘请收下这个吧，说明书在信封里。’‘什么说明书？’我问，可他已经像阵风似地消失了。”
“信封里是什么？”
侦探问得小心翼翼，像是怕惊着面前这位老人。
“是张纸。银行的事发生以后，我很害怕，就把它烧了。”
“您还记得纸上写些什么吗？”
“当然记得。那上面说，他们用二战军人证的编号进行了一次慈善抽奖，中奖的人可以得到一枚银胸针，胸针的作用有点儿像信用卡，可以凭它在商店或银行里免费拿些钱和东西。这年头儿什么事儿没有，我于是就相信了，把胸针别在棉袄上就去了最近的一家银行。我真傻！其实老老实实地在教堂门前乞讨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饿死。”
“没写什么别的吗？”
“还有个电话号码，说明书上说如果被拒绝了可以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从银行出来就在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要是知道会发生那种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
“还记得号码吗？”
“早忘了。”
“您的胸针在哪儿？”
“卖了。”
“卖给谁了？”
“我要胸针有什么用？再说它还那么古怪。不记得卖给谁了，我那会儿喝醉了，用它换了瓶酒。”
其他人的情况和老乞丐差不多，他们都是在很偶然的机会里得到的胸针。事发后，有些人的胸针是在拥挤的汽车上被偷走了；另一些人是卖掉了，却又想不起在什么时候，卖给了谁；还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显然想留下这件饰物以便将来再次使用。
讯问结束，朱可夫还是没能找到哪怕一朵“银百合”。但是有些证人记住了电话号码，可是这些号码每次都不同，显然是从电话簿里随意选出的。
有观点认为，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某个由几十处黑帮团伙组成的犯罪辛迪加，但是参与暴力袭击的各帮派首脑一致否认了这一点。袭击行动的报酬存人了预先开设的银行账号上，这些钱是提前很长时间存人的，附有相当丰厚的利息。从银行账号上也查不出丝毫线索。
袭击案没有再发生，但是“银百合”依旧在城里时隐时现。现在，胸针的持有者已经不再索要类似狐皮大衣的物品，而是把目标转向一些小东西：白兰地、放像机等等。他们也不再把胸针明目张胆地别在衣襟上，而是在选定目标后才亮出它，得到东西后又迅速把它藏好。
银胸针使商店售货员个个犹如惊弓之鸟，他们甚至不愿接受警察的询问，对他们来说，“破财免灾”是最明智的选择。
为了捕获新出现的胸针持有者，刑侦小组在城里安排了多处陷阱。一个月过去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这些陷阱又纷纷被取消了。
9
愁眉不展的朱可夫提出建立联合行动小组，可是这个建议由于没有充足的理由而未能得到上司的支持。国家安全局重视的通常是那些具有重大政治背景的案子，于是朱可夫杜撰了“银百合”案的政治背景。案子的卷宗已经有厚厚的四大本，但是案情分析报告还不到两页纸：
“从10月到12月在莫斯科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凶残的暴力袭击事件。
“侦查中发现，1993年9月20日至30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莫斯科散发一种镶有百合花形饰物的银胸针。胸针作为抽彩奖品通过邮局送到它的持有者手中，得到胸针的人不自觉地成为黑帮团伙的帮凶和以后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引发者。散发胸针的人至今身份不明。
“附在胸针上的说明书中声称，它的持有者拥有在商店或银行索取财物的权利。说明书中标有电话号码，在胸针持有者的要求遭到拒绝时可以拨打此号码投诉。
“在每一次投诉之后都会发生对商店和银行的袭击事件，袭击过程中，匪徒使用武器并多次造成人员伤亡。
“可以肯定的是，相当一部分人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参与了袭击事件，价格不菲的银百合胸针是作为奖品无偿散发的。
“侦查小组已经查到50多人，他们曾一次或两次使用过这种胸针。
“参与袭击银行和商店的有几十个不同派别的黑帮团伙，其中一些已被逮捕归案。从他们的口供中得知，匪徒是在接到本帮派首领的电话指令后实施暴力行动的。
“侦破工作进行至现阶段还未掌握足够的证据以提出对上述黑帮首领的指控。
“分析人员对暴力事件的策划、实施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至今未作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
“通过前一阶段的侦破工作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某个隐藏至今的恐怖组织出于某种目的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在城里制造了极度恐慌。有理由认为这些恐怖活动具有特定的政治背景。此种推断的理由是：在最初的恐怖活动高潮平息之后，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暴力事件，可以肯定，恐怖组织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部分达到。
“遗憾的是，暴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哪一派政治力量目前尚不能作出肯定判断，尚无任何有关此案的机密资料。如有可能，侦查小组准备对之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接下来的汇报中有一处用词谨慎的暗示，指出把“银百合”事件与××政治党派联系起来并非不合逻辑。
10
侦破工作在继续，案情依旧不见明朗。笼罩着层层迷雾的“银百合”把朱可夫折磨得心力交瘁，连老毛病胃溃疡也发作了。这些日子以来，每当吃午饭时，安全局的同事们总会看见他坐在餐桌旁，脸色苍白，对着面前的食物发呆。同事们任由他一个人坐着，谁也没有勇气走上去打声招呼，一起用餐。当探长马克西姆·区霍采夫端着盛满饭菜的盘子径直向朱可夫的餐桌走去时，很多人甚至掉过头，不敢再看下去。安全局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区霍采夫和朱可夫是一对儿冤家对头，他们各自领导下的部门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简直是水火不容。但这次，他们想错了。
“遇到麻烦了，萨沙？”区霍采夫问。他放下手里的盘子，在朱可夫对面坐下。“讲讲吧，也许我能帮你。‘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虽然朱可夫一向不太喜欢这位同事，可是此时此刻，他正需要找个人一吐为快，哪怕是去向神父作忏悔。
“银百合胸针的事听说了吧？”
“有些模糊的印象。”
“模糊的印象——太贴切了。”朱可夫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事件越来越多，案情也越来越复杂，我已经被彻底搞晕了。”
区霍采夫认真地听着他说。
“暴力事件的直接引发者——那些佩戴着胸针的人——事先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匪徒们在接到首领的电话指令后进行暴力袭击，可是没有一个黑帮首领具备作案动机，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下达过类似的命令。就说那次洗劫皮货店吧，暴徒们接到指令时，本该发出指令的那个人正坐在牙医的手术椅里，有五个人可以作证。可是他的手下发誓说在电话里听到的就是自己‘老大’的声音。”
“你是说，每次袭击命令都是通过电话下达的？也许这就是突破点。”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朱可夫点了点头，开始切盘子里的牛排，“我顺着这条线索进行了调查，结果一无所获。”
区霍采夫不再说话了，只是盯着面前的食物想了一会儿。
“口技！案犯中肯定有个口技演员。”区霍采夫肯定地点着头。
“有这种可能。我作了试验，结论是这种推测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不可能。掌握口技不仅要具备先天的素质，还得经过长期的后天培养和训练。在这个案子里需要模仿几十个人的声音，先得找到一个口技天才，再让他接触这几十个人，模仿他们的声音……这简直不可思议！”朱可夫激动地抛下手里的叉子，“我们假设就是这个口技天才散发了银胸针，给各黑帮团伙下达了电话指令，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更何况他做不到！他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往哪里打电话，他必须昼夜坐在电话机旁守着地图和电话簿，以便在瞬间对‘顾客’的投诉做出反应。你明白吗？”朱可夫探身问区霍采夫，“暴徒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到达指定目标，因为电话总是打给距目标最近的黑帮团伙，从没失误过。我做过调查，河套街鞋店被毁的那次在同一街区里有两伙暴徒，他们各自离目标只相差半条街，电话正是打给离鞋店较近的那个团伙的。”
“简直是魔鬼！”区霍采夫叹服地说，“照你这么说，萨沙，首先他必须非常富有，才能支付雇佣费，他还得是个口技天才，才能轻而易举地模仿别人的声音。”区霍采夫很高兴能有机会损损自己的同事，他不喜欢朱可夫，认为他是个讨厌的一心想往上爬的钻营者。“这位口技天才还从不睡觉，整日整夜地守着电话，坐在地图旁，准备随时往需要的地方打电话，制造骚乱。”区霍采夫带着明显的嘲弄望着未可夫，“萨沙，你不觉得这一切荒诞可笑吗？你不觉得有必要从一些更可信、更实际的东西入手吗？”
“哪些东西？”朱可夫生硬地反问道，“从哪些东西入手？请指教。”
“比如说‘银百合’。胸针总是人做出来的，我见过那枚饰物，工艺非常精湛，只有专业工匠才能做得出。你能说调查这枚胸针毫无意义吗？”
“你在哪儿见过它？”朱可夫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强作镇定地问。
区霍采夫挪开盘子，把自己的黑皮包放到桌上。
“萨沙，有件东西你也许会感兴趣。”在餐厅里人们的注视下，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画报，递给朱可夫。“有空的时候翻翻，再想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俄罗斯的‘新人类’既然能用那么奇特的手法爆炒一枚胸针，他们又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区霍采夫满意地站起身说，“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走出几步，他又转回身补充说：“所以，萨沙，我给你个建议，去找找制作银百合胸针的公司。”
11
这是一本9月份的《奇闻怪事》。这个杂志是单一性的商业广告刊物，厚厚的画报色彩明亮，印刷精美。杂志的第16页登着一则纪念品广告，公司向顾客们推荐一批新款首饰，其中有不算很贵的石英表、镶绿宝石的戒指和镶着朵百合花的银胸针，胸针有一个浪漫而奇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