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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份令人生畏的可疑
到了扬州胡同，下车时，吴晓从身上拿出一张崭新硬挺的百元大钞让司机找。林星一看就意识到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个一直没有得到的接济。一走进家门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想要拥抱对方，他们用默默的拥抱来庆祝爱情的胜利。良久，林星才松开吴晓，像贤妻良母一样为吴晓烧上一杯热牛奶，心里想着做妻子的感觉真好。她问吴晓：你和你爸怎么谈的，他是一下就同意了还是慢慢转变了思想？吴晓说：一下就同意的。我怎么着也是他的儿子。林星的目光有些疑问：他什么都没说就同意了？没骂咱们吗？没骂我吗？她注意到吴晓的眼神有几秒钟的回避，语气也有几秒钟的迟钝，那奇怪的回避和迟钝终于泄露出了一份令人生畏的可疑。
“我爸说，说他希望你能答应他一个条件……”
林星在椅子上坐下来，说：“吴晓，我还是喜欢你，因为你爱我，接受我，是无条件的。”
吴晓调和地笑笑：“我是学艺术的，大而无当；我爸是从商的，习惯了等价交换。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病吧。”
远处，夜空一角响了一声惊愕的雷鸣，吓了他们一跳。雷鸣过后屋里很静。林星呆呆地问道：
“他要我和他交换的，是什么条件？”
儿子终于带着他新婚的媳妇回来了。在吴长天看来，他与儿子的这场谈话是相当难堪的。如果提前几个小时，他就不是这样谈了。
本来中午他计划要出席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因为上午突然接到通知，说北京市的领导在昌平视察，中午要到长天集团设在昌平县的一个计算机研究所去看看，希望他能出面陪一下。他立即放下正开到了一半的集团人事经理工作会议，匆匆赶往昌平。在昌平送走市领导之后他又调头赶回城里。回到公司办公室的时候，竟连午饭都还没有吃过。这些年他工作的节奏常常是这样紧凑的。秘书为他弄来一盘饺子，他边吃边看文件。公关部的一位同志拿来一沓表格要他过目，是关于评选年度国内十大企业风云人物的，请示他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怎么填法。他本来对这类评选从不热衷，甚至还有些反感。现在办企业的人如果头衔太多了，反倒有点标榜招摇之嫌，但想到眼下正在运作和争取的产权界定这件事，又觉得头衔多一点，社会影响大一点，还是有利的。于是他很耐心地通阅了那些过于复杂的表格，并对一些具体项目的填报口径一一做了指示。这时候，秘书进来通报，说有两位公安局的干部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多时了，一定要见见他。
公安局的？吴长天心头一惊，非同一般，心跳直蹿到了太阳穴。他竭力保持了平静，说：“请他们进来。”
和这几年好莱坞的警匪电影中突然流行的模式一样，进来的这两位警察也是一对老少搭档。老的大约五十多岁了，言辞随和尊重，少的看去才二十出头，面孔严肃不苟。他们都穿着便衣，甫一进门不免四下张望，也许是从未进过如此宽大阔绰的办公室吧。
主宾落座，简短寒暄彼此介绍之后，老警察竟摆开了聊家常的架势，有点互换庚帖的亲热：
“我今年五十整了，吴总看上去比我年轻吧？”
吴长天说：“我也五十了，你是几月生人？”
老警察说：“我是十月，和共和国同年同月，”他笑笑，“可惜不同日。”
吴长天也索性亲热上去：“那你是老弟，我就是这个月生的，月初刚过的生日。”
老警察马上谦恭地拱拱手：“噢，那是那是。”没想到接下来他的机锋借势一转，出口快捷，竟一下子把吴长天弄得有点措手不及。
“听说吴总今年的生日是在北京过的？”
第一句正题就直接介入到了过生日这件事情上来，吴长天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他来不及多想，仓促答道：“是啊，我北京有家。”
老警察从小警察的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交给吴长天：“您瞧瞧这个人，见过吗？”
吴长天这才彻底明白自己刚才是被错觉误导了，对方以拉家常的方式开始，让他心情松弛之后，话题进展却急转直下，迫使他旗鼓不整慌张应答，而照片上的那张脸更是令他头皮一炸，他连自己面颊上的肌肉是否保持了平静都无法判断了。
照片上，是个低眉笑眼的女孩儿，虽然浓汝艳抹，但仍能一眼看出，正是那个死去的阿欣！吴长天目不敢视，说：
“这人……有点面熟。”
“您帮我们想想，在哪儿见过她。”
老警察的态度倒是十分客气，像是求人办事似的。吴长天做思索状，心里拿不准该怎么说。老警察给他留了足够的回忆时间，才提示道：
“您过生日那天，见过这女的吗？”
吴长天顺势恍然：“啊，对，好像她是来陪客人跳舞的。好像有这么一个。”
“您那天请了很多客人吗？”
“没有，我是个不大喜欢热闹的人。那天只请了几个老朋友、老部下，加上我的儿子。噢，后来我儿子的……儿子的媳妇，也来了。”
“您还记得那天，一共有几个女孩子被请过来跳舞吗？”
“这我不知道，我那天不舒服，吃完了饭就休息了。我是一向不喜欢跳舞的。后来听说他们也都没跳，我一休息他们也就散了。”
“这个女的，您记得她那天穿什么衣服吗？”
“这我不记得了。”
“是深颜色浅颜色？”
“不记得了。”
“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大概……我是九点来钟上楼休息的，她们可能就这时候走的吧。怎么，这个女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吴长天觉得自己不反问一下，就有点不合理了。老警察也无所谓保密地，说：“这人死了。”
吴长天做出吃惊的样子：“哦？死了？”
老警察说：“尸体是在河北省和北京市交界的一个河塘里发现的，是渔民打鱼打上来的。头部有创伤，现在我们初步怀疑是被杀。”
吴长天点点头，忽然半笑地问道：“怎么，是不是……我也成了嫌疑人了？”
老警察笑笑：“没有没有，从这女孩儿的手表停摆的时间看，她可能就是在您过生日那天晚上九点四十五分死的。不过按您刚才说的情况，她已经离开您家了。”
第三部分五十而知天命
吴长天做回忆状：“啊，九点四十五左右我正和我儿媳妇谈事情呢，她是九点半左右来的。十点多才走。”
老警察说：“您儿媳妇……叫什么？”
吴长天说了林星的名字和单位，他留意到旁边那位小警察始终板着脸孔，此时突然目光炯炯地插嘴问道：
“您是怎么请到这个女的去您家跳舞的？您原来认识她吗？”
吴长天答：“我印象中是我们行政部的经理李大功带来的，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 ”
老警察问：“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找找这位行政部的李经理谈谈？”
吴长天爽快地表示：“当然可以。”他当即很积极地叫了秘书进来，吩咐他们帮助去找李大功。两个警察也就站起来告辞，和他握了手，表示了谢意。还表示，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再来麻烦他。
警察走了。吴长天自然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他分别打电话向李大功和郑百祥通报了情况，嘱咐他们在接待警察询问时应注意的问题。他们的通话当然用了一种没有默契绝不可能听懂的暧昧的语言，但相信足以使郑百祥和李大功心领神会了。尽管便衣警察的突然造访让吴长天自己实际上有了点惊弓之势，但他在电话里还是极尽语言语气之能事地表达着轻松和乐观，以减轻这两位同党的心理压力。
下午他早早地回了京西别墅。在和秘书通电话时他知道下午那两个警察果然找了李大功，之后又找了郑百祥。他想晚上应当找个地方把他们叫到一起碰碰情况，进一步统一统一口径。想到这里他先给党校的梅启良挂了个电话，表面上是约梅启良到颐和园昆明湖泛舟赏月，言语间像是偶然顺便地，谈到下午有两个警察来找他的事。继而又像说一件奇闻似的说了在河北发现了个尸体，很像来他家跳过舞的一个女孩。他这样在电话里向梅启良通报情况，即使被人听了去，也绝对听不出什么反常来。他对梅启良说：“他们主要是想弄清这个女孩是干什么的，大概是想帮着找到她的父母吧。”吴长天故意把问题说得轻描淡写，老警察说初步怀疑是他杀的这些话，他并未提起，他想这时候也要避免把梅启良吓坏。
黄昏的时候，儿子回来了，带着他的新娘，那个漂亮的、病弱的、倔强的、吴长天痛恨的新娘，来见他这个公公。新娘不敢进来，躲在后面的泳池那边，让儿子一个人先来和他见面。儿子走进书房，刚说了一句：“爸爸，我结婚啦，我们来看看你。”吴长天的眼圈便红了。儿子的样子使他在刹那间凝视了自己的一生。他奋斗了那么多年，无数艰难困苦，他都尝尽了。事业上功成名就，可在个人的生活上，几乎是到了妻离子散的地步。现在，又碰上这道难过的关口……当这个世纪就要完结，下个世纪正待开始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切都像是突然走到了尽头。在这个焦头烂额的黄昏，在他莫名其妙地被逼上绝境的时刻，儿子带来这个“叛逆”的婚姻要他承认。他第一句话就是问儿子：“我生你养你，二十年，现在你要离开我了，难道都不能提前和我打声招呼吗？”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道义上，儿子都低了头。也因为儿子看到了他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那就是父亲眼中的泪水。儿子说：“爸，我错了，我知道你还是爱我，那就原谅我吧。”吴长天压着胸口的哽咽，问：“我只需要你回答为什么，你为什么才二十二岁就要结婚？而且是这样结婚！”
儿子说：“林星她有病，我没有能力治她的病，我不和她结婚您就不可能帮她。”
吴长天咬牙切齿，他说：“你知道吗，孩子，你爸爸有多少次，差点垮了。我的公司有多少次生死存亡！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胁迫！包括你，如果你们想用结婚来胁迫我，那你们就想错了。”
儿子沉默，儿子的语言总是木讷迟钝的，但他的沉默，却像山一样。吴长天静下来，吸烟，吸烟使他慢慢镇定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用气的时候。郑百祥和李大功已经到了，还在楼上等着他拿主意。他的当务之急，是摆平他一生中这场最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中，他一直抵触的这个儿媳妇，却偏偏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辩方”证人！
于是他把一腔的恼怒缓下来，对儿子叹了口气，说：“今天你们既然来看我，说明对自己这么荒唐地做事情，还是有认识的。既然你们已经结了婚，你要我怎么说呢……”
儿子木讷地说：“原谅我们。”
吴长天在沙发上坐下来，这只书房的单人沙发是一只英式的皮制沙发。那高高的靠背还带着两个内向的折翼，体现着威严也体现着古老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