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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其他未完成的事，各种需要了断或是弥补的关系。对于其中的一些，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去完成了。
例如，尼科尔，那个受我邀请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女伴。我从来没有告诉她为什么我会缺席：我父亲喝醉了，把我母亲推下了楼梯，我不得不整晚陪她待在斯加布罗夫医院的急诊室中。我怎样才能告诉尼科尔这一切呢？回想起来，或许我应该简单地说我母亲在楼梯上摔倒了，我在医院陪了她一晚。但是尼科尔是我的女朋友，她可能会去看我母亲，因此我撒谎说我的车出了毛病。我的谎言被揭穿了，我却从来没跟她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布乔恩·阿蒙德森，他在大学里问我借了一百块钱却一直没有归还。我知道他很穷；我知道他没有从他父母那儿得到任何帮助；我知道他没有获得奖学金。他比我更需要这一百块钱。事实上，他一直比我更需要钱而且也没有能力归还。但是我曾经愚蠢地将他说成是个高风险分子。他开始躲避我而不是向我承认他还不起债。我一直认为友谊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但那件事却表明它是可以的——而且只不过是一百块。我很希望向布乔恩道歉，但我不知道我已经给他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还有保罗·冈田，我高中时的一个日本同学。有一次在愤怒中，我冲着他骂了一句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语言——我一辈子惟一一次这么骂人。他看着我，眼里流露出受到极度伤害的表情。他以前也从别人那儿挨过类似辱骂，但我应该是他的朋友。我不知道我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我一直想对他说我有多抱歉。但在三十年以后你怎么才能提起这个话题呢？
但是我必须和戈登·斯摩尔和解。我不能——不能在这个问题解决前就进了坟墓。戈登在80年代早期就搬到了波士顿。我打了查询电话。在波士顿有三个戈登·斯摩尔列在电话簿上，但是只有一个人的中间名的缩写是P——我记得戈登的中间名就是菲利普。
我记下电话号码，随后拨了个9转到外线，输入我的长途账号，然后拨了戈登的号码。一个女孩接了电话。“你好。”
“你好。”我说，“请问戈登·斯摩尔在吗？”
“请稍等。”女孩说，然后大声喊着，“爷爷。”
爷爷。他现在是个爷爷了——一个五十四岁的祖父。这太荒谬了；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我正要放下电话听筒，一个声音传了过来。“你好。”
只有两个音节——但我马上听出就是他。这声音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戈登，”我说，“我是汤姆·杰瑞克。”
先是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随后一个冷淡的声音响了起来。“噢。”
至少他没有摔电话。或许他以为有人死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个他想知道的人，一个老朋友，一个老邻居，一个对我们两个都很重要的人，因此我先把分歧放在一边，通知他葬礼的安排。但他没说什么其他的。仅仅一个“噢”。然后等着我继续开口。
戈登现在在美国，我对于美国的媒体相当了解：一旦有外星人在美国的土地上出现——有一个弗林纳人在查尔斯顿的精神病院中作研究——那么美国之外的外星人活动都不会被报道。又或者戈登知道我和霍勒斯的事，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我准备过我要说的话，但是他冷淡而又敌意的语气使我的舌头打结了。最后，我终于冒出了一句：“对不起。”
他可以有无数种方式来理解：对不起，打扰你了；对不起，打断了你正在干的事情；对不起，听说你现在境况不佳；对不起，一个老朋友死了。或者，就如同我的真实意图，对不起，为发生的事，为过去几十年我们之间的别扭。但是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为了什么？”他说。
我呼了一口气，噪音或许通过送话器传到了他的耳里。“戈登，我们曾经是朋友。”
“是的，直到你背叛了我。”
这就是谈话要进行的方向吗？没有互相谅解。没有体会到我们都有做错的地方。全都变成了我的错。
我感到愤怒在我休内积聚。有那么一阵子，我真想破口大骂．告诉他他对我的伤害，告诉他在我们的友谊破裂后，处于愤怒、无助和苦恼中的我怎么哭了——真的哭了。
我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打这个电话是为了和解，而不是重续争吵。我的胸部很疼，情绪激动总能使疼痛加剧。“对不起。”我说，“多年以来，我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戈登。我真的不应该对你做那些事。”
“千真万确。”他说。
但我还是无法独自承担所有的指责。我体内还有一些自尊或是类似的东西。“我希望，”我说，“我们能够互相道歉。”
但是戈登转移了话题。“为什么你会打电话来？都这么多年了？”
我不想告诉他真相：嗯，戈登，是这样的，我快要死了，而且……
不，不能。我不能这么说。“我只是想解决一些老问题。”
“太晚了。”戈登说。
不会的。明年才真的太晚了。当我们还活着时，就不算晚。
“刚才是你的孙女接的电话吗？”我说。
“是的。”
“我有个六岁的儿子。他的名字叫里奇——理查德·布莱恩·杰瑞克①。”我慢慢念出这个名字。戈登也是个《卡萨布兰卡》的大影迷。但从电话中我无法得知他是否笑了。
【①《卡萨布兰卡》中一个角色名。】
他什么也没说，所以我接着问道：“你过得怎么样，戈登？”
“挺好。”他说。“结婚三十二年，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孙女。”我等着他给我个台阶，一个简单的“你呢？”就行。但他没有给。
“好吧，我就说这么多了。”我说，“说一声对不起，希望我们之间不愉快的事从未发生过。”加一句“希望我们仍然是朋友”可能显得太假，所以我没有说，只说了句“我希望你将来万事如意，戈登”。
“谢谢。”他说。随后，似乎经过无限长的停顿之后，他说：“希望你也是。”
如果继续通话，我肯定会泣不成声的。“谢谢你。”我说，“再见。”
“再见，汤姆。”
随后他挂上了电话。
第二十四章
我们在爱丽舍的房子差不多有五十年了。我们给它增添了中央空调，又加了一个厕所，几年前的夏天泰德和我还在外面造了个平台。它是个不错的家，充满了温馨的回忆。
但现在，我独自一个人待在家中。这令我有种奇怪的感觉。
我现在似乎很少有独自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霍勒斯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当他不在的时候，其他古生物学家或是研究生就会出现在我身旁。除了去教堂以外，苏珊似乎刻意避免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她想充分利用剩余的时间，还是因为她觉得我的身体糟糕到不能多撑几个小时了。我真的不知道。
但现在我却是独自在家，她和里奇都出去了。
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我可以看会儿电视，但是……
但是，上帝，我生命中有多少时间浪费在了电视上？每晚两个小时——那就是七百个小时一年。乘上四十年；我的家庭在1960年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那就是28，000小时，或者……
我的上帝。
那是整整二年啊。
再过三年，里奇就九岁了。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看到这一天。
不，我不看电视。
我可以读一本书。我总是遗憾不能为了休闲而阅读。我每天在地铁上花费一个半小时跟踪学术专论和与工作相关的新闻打印稿。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开一本好的小说了。我买了约翰·欧文的《一年寡妇》和特雷斯·M·格林的《生命见证》。所以，是的，今晚我可以开始阅读其中的一本。但谁知道我能不能读完？我生命中已经有太多未完成的事了。
我过去常在苏珊外出时从但丁比萨店订一个比萨饼，大大的，热热的，厚重的馅饼。当地的报纸赞誉它为最重的比萨——盖满意大利辣香肠，两天后你的口气中仍有辣味。苏珊不喜欢但丁比萨店，馅料太多、太辣，所以只要她在，我们会从那个叫作“比萨—比萨”的多伦多连锁店中订一个普通点的。
但是化疗剥夺了我大部分的胃口；今晚我不能面对任何一种比萨。
我可以看一部色情电影。我们有些录像带，因为好玩在几年前买的，却很少看。但是，悲伤的是，化疗也杀死了大部分这方面的欲望。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壁炉上方的架子。那上面放着些小像框：苏珊和我在结婚典礼上；苏珊抱着里奇，那时他刚被我们收养；我在阿尔伯塔荒地，手里握着一柄鹤嘴锄；我出版的一本书《加拿大恐龙》中的黑白作者像；我的父母，大约在四十年以前；苏珊的父亲，像平常一样愁眉不展；我们所有人——我，苏珊和里奇——摆出一个多年前在圣诞贺卡上的造型。
我的家庭。
我的生活。
我向后靠去。沙发的布饰已经磨损了。我们在刚结婚时就买了它。尽管如此．它应该还能再支持些日子……
我独自一人。
机会可能不会再次出现了。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
我整个一生都是个理智的人，一个长期的人文主义者，一个科学家。
他们说卡尔·萨根直到死前还坚信着无神论。他没有放弃，不承认下列说法具有丝毫可能性：曾经存在过一个上帝，通过某种途径关系着他的生死。
但是——
但是，我读过他的小说《接触》，书看完后还看了电影。电影在小说表达的信息中加入了水分。小说是明确的：它说宇宙是由一个科学力量设计出来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在宇宙之前便已经存在着一种智慧”。萨根可能不信仰圣经中的上帝，但至少他承认了创世主的可能性。
他真的这么认为吗？要知道乔治·卢卡斯并不怎么相信“骑士之力”，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卡尔完全相信他所写的东西。
斯蒂文·杰·古德也和癌症作过斗争。1982年7月他被确诊为腹部间皮瘤。他是幸运的；他赢了。古德和理查德·道金斯一样，相信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尽管他们两个无法就此观点的详细解释达成一致。但古德从未说过宗教帮助了他战胜病魔。尽管如此，在他康复后，他写了一本书《石器时代：生命中的科学与宗教》。书中观点表明科学和精神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两个“无交界的磁场”——典型的古德式的深奥语言。很明显，宗教是他在与癌症斗争时的重点。
现在轮到我了。
萨根至死都保持了他的立场。古德似乎在两者之间徘徊了一阵子，但最终回到了原来的自我，一个完美的理性主义者。
我呢？
萨根没有碰到外星人，而外星人的大统一场理论指向了创世主的存在。
古德没有碰到来自长蛇星座第二和孔雀星座第四的高级生命形式，而这些生命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我碰到了。
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叫作《在哈佛寻找上帝》的书。书的名字比它的内容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书中写了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阿里·高曼，在哈佛神学院上学一年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