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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朝歌狂飙-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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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命令:警察不得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1966年8 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批准的公安部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规定“不准以
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这实际上等于给红卫兵的任何行动取
消了法律上的限定。8 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章赞扬了红卫兵乱揪乱斗、抄家和
扫地出门等行为。这无疑又加剧了日盛一日的抄家之风。8 月31日和9 月15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大会上两次讲话,向百万红卫兵喊出“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
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陶铸等人再三劝告红卫兵不要抄家、不要打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当时不下令制止红卫兵过火的“革命行动”,因为这些行为是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需要。“革命”的逻辑就
是这么简单而又荒唐。
    1966年8 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了部分省市公安局长来北京座谈对运动的看法。
    当时有一位局长问:“我们那里造反的红卫兵打死了一个地主婆,这些红卫兵是不是要判刑?”
    谢富治回答:“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那位局长接着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
    谢富治说:“打死人,如果把打死人的人再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
公安局就好了。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他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
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这样,不但红卫兵抄家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惨无人道。红卫兵搜不出枪支、变天帐、电台,就不放过房
主人。搜不到阶级斗争的罪证红卫兵就对房主施暴。
    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及“牛鬼蛇神”分子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在北京,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展开了对“黑五类”分子的暴力浪潮。
    北京城内几个剧场,如天桥、民族文化宫、长安戏院、吉祥戏院等,都举行过多次打人集会。章乃器是著名的民主
人士,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始终拒绝在自己的右派结论上签字,被很多人誉为“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他当时
被拖进了吉祥戏院,受到红卫兵的皮带和木棍之苦。
    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斗。
    8 月23日下午,红卫兵在焚烧了国子监孔庙大院内的大批戏装、道具时,将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
良,著名艺术家苟慧生、白菩生等30多人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现场
批斗。他们全部被剃成“阴阳头”,一些人头上还被倒上了墨汁。
    67岁的老舍被打当场晕倒。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8 月24日深夜,
不堪凌辱的一代文学宗师老舍先生携带手抄毛泽东诗词一卷,投德胜门外太平湖自尽身亡。
    也有些被抄者奋起反抗红卫兵的暴行。北京崇文区发生了震惊全城的“李文波杀人案”。李文波是民族资本家,居
住在北京崇文区一座自家的二层楼里。
    北京二十五中的红卫兵到他家造反,让他们夫妇下跪,向他们要“变天帐”。李文波说没有,红卫兵就翻箱倒柜,
穿着鞋在床上乱踩。没翻着变天帐,红卫兵就用皮带抽打李文波夫妇。
    李文波忍无可忍,抄起菜刀对准一个女红卫兵猛砍,并砍了15刀。这个女红卫兵的爸爸是著名小说《烈火金钢》的
作者——刘流。
    不知是李文波年龄大了,还是他不敢使劲,刘流的女儿并未倒下,而李文波夫妇在遭到多人殴打后被抓走,没几天
就被专政机关枪决。
    “李文波事件”还招致全北京红卫兵对所谓“黑七类”的疯狂报复。他们拿着皮带,到各单位把这些人集中起来,
狂暴地乱抽乱揍。
    红卫兵小将打人、抄家的红色恐怖举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中城市里秩序混乱,治安恶化,每天都有人死,
每天都有伤残。
    在红卫兵看来,“黑五类”只能算猪狗一样的东西,死几个根本不算什么,全死光了也无所谓;无产阶级照样打江
山坐江山,而且会生活得更好。他们对“黑五类”恨之入骨,恨不能将他们全部从地球上消灭干净。他们希望建设一个
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世界,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残余的新世纪。

仅几天时间,就有将近9万人被赶出京城

    也许,在红卫兵们看来,批斗、抄家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黑五类”“人还在,心不死”。为了建设一个红彤彤
的新世界,首都的红卫兵于8 月下旬率先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遣返运动”。
    “遣返运动”的对象是各机关、厂矿、学校、街道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尽管走资派和民族资
本家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他们都侥幸未被列入遣返的范围。
    “遣返运动”显然得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的默许和支持。各级公安机关及街道派出所都接到市里通知,积极配合红
卫兵的革命行动,对“遣返”人员户口的注销,要从简从快。北京火车站也接到通知,为“遣返”准备好专用通道。
    北京许多中学的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按统一部署来到北京站,手拿棍棒,皮鞭,不分昼夜立在遣返通道两旁,以雨点
般的皮带和棍棒为遣返对象送行。红卫兵的“护送带”从站台一直延续到站前广场,离老远就能听到红卫兵的叫骂声和
“黑五类”遭到皮鞭抽打时的“哎哟声”。
    张欣的父亲是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在她12岁时,父母被造反派遣返回老家,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
    8 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她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
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家里。红卫兵向
张欣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全家人都呆住了。她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对!”红卫兵厉声对她哥哥喝道:“土家都滚
蛋!一个不剩!‘,她哥哥不服,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
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
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里推吗?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哥
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张欣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他们家送往何方,
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
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他们送到乡下去。因而红卫兵命令他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
    他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张欣父母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9 月17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张欣家
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他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张欣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
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
动着。红卫兵们不时抡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张欣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的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
他们3 个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30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他们3 个人穿的又肥又大
的黑棉衣。由于时间紧,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她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衣很不合体。她父亲的棉衣一边长一边短,袖
子还掉了下来;张欣的棉衣又肥又大,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他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
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
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 黑五类' 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
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这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
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
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老头很快就倒下了。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
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
    厄运终于也落到张欣一家头上。她父亲由于走的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父亲嘴
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她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100 元钱,几个女
红卫兵扯着她的头发,要不是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
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
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遣返运动”受到了当时传播媒介的狂热吹捧。1966年8 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
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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