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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蛋儿的是磨牛（北阴土话），就是母牛。”
我当然不至于傻得一点不透缝，理解了他的意思，羞得红着脸跑了。郜叔叔很厚道，为我保密，没把这句傻话告诉任何人。后来我自个儿忍不住，在一次幽会中告诉了颜哲。那次真让颜哲笑疯了，他笑得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像个农村娘儿们那样使劲拍大腿。后来我跟他急眼，他才勉强止住笑，并答应我决不告诉别人。
郜叔叔也很疼颜哲。他去岗上放牛，或者回家探亲，总忘不了给俺俩捎一些小礼物。有时是几个鹌鹑蛋，用荷叶小心地包着；有时逮一只漂亮的蚰子；有时是一包酸枣。现在，他真诚地为颜哲操心，我却无法告诉他实情。
我简直不知道咋和郜祥富分的手，撵上老肖，拉上麦车的稍绳。老肖也看出我有心事，关心地看看我，但没有问。老肖也是个好人，不言不语的，但知道心疼人。我俩默默地拉着麦车回去，到了打麦场。庄学胥见到我，非常客气地问：
“颜场长开会该完了吧，今晚是不是该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眼神，确信他已经知晓了实情――可能不是全部实情，但至少落实了颜哲这五天并没有在县里开会，而只要有这个裂缝，颜哲的场长位置就坐不稳了。
我不愿这么快就认输，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小人，就冷冷地说：
“庄副场长是急着向他汇报工作？别急，我想他该回来了。”
然后撇开他走了。
当晚，颜哲终于回来了。后来我回城探家时听爹妈说，颜哲回城五天，一直闷头钻在家里，不知道捣鼓什么，连饭都是由我妈做好了送去。一天妈去送饭，一进院子大吃一惊，那么大的颜家大院，黑鸦鸦地全是蚂蚁，地上铺满了，几乎看不见一寸地皮！细看，蚂蚁都是向一个中心走。我妈随着蚂蚁的流向，边走边看。颜哲那会儿不在，到桑园里解手去了。蚁群一直爬到颜家堂屋，爬上桌子，爬进一个大肚子长脖子的玻璃瓶。这个玻璃瓶正架在火上烧，所以进去的蚂蚁不用说都被煮死了，但它们照旧不慌不忙地自动朝瓶里进。妈震惊地说这真神了！颜家一定有祖传的召唤蚂蚁的法术，因为类似的蚂蚁朝圣你爹也见过一次，那是颜教授鼓捣出来的。
颜哲走的第五天下午，我们从麦地回来，孙小小高兴地喊：秋云姐，你看颜哲哥，不，颜场长回来了！这时我看见颜哲在砖桥边等我们，披着一身金色夕阳，显得纯洁而高贵。我心中涌出难以抑止的狂喜。孙小小率先跑过去，拉着颜哲说这说那。这个15岁的小姑娘虽然已经成了赖安胜的情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妇，虽然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争风吃醋，但毕竟还保持着少女的纯真，没有忘记她同颜哲的友谊。颜哲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和大伙儿打招呼。但我心痛地发现，大伙儿看他的眼光比较陌生，包括与他关系一向很好的林镜、何子建、刘卫东、郜祥富等。他们都知道了那个消息――颜哲这五天并不是在县知青办开会，也猜到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中有花头。颜哲似乎没有看出这种情绪暗流，对我说：
“秋云，你到场长室给我开门。”
我跟他去了。我能真切感受到背后目光的压力，那是几十双目光汇成的，像锥子一样扎人。
我打开场长室的门，同他进去。没等颜哲问我，我立即讲了场里的凶险波涛。颜哲听了，一点儿都不在意：
“没事的，我已经把蚁素弄妥了，今晚喷洒完就万事大吉。没事的。”
他从隔壁的库房拎来两个农用喷雾器，蚁素大概已经灌装妥当，因为我闻到熟悉的微酸味儿。看着它们，我放下心来――但仍有些忐忑。原先那瓶蚁素是颜伯伯制造的，现在，颜哲制造的蚁素也有同样的神奇功效吗？颜哲倒是成竹在胸，笑着说：
“不妨事的，不妨事的，庄学胥翻不起大浪。走，跟我吃饭去。”
大伙儿聚在井台吃饭时，颜哲对庄学胥说：
“庄副场长，通知八点在库房开会，县里有重要精神传达。”
庄学胥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目光深处有猫玩老鼠的得意。他没有揭穿颜哲的谎话，只是问一句：
“是在库房？天这么热。”
天热时农场开群众会一般都在麦场，那儿豁亮。颜哲点点头，没有做任何解释：
“是。按我说的意见去通知吧。”
我及时向颜哲警告了农场中潜涌的波涛，但我毕竟没经验，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想到在当天的会上庄学胥就要向颜哲发难，也没想到他利用的炮手是崔振山。
农场的知青按来源说分两大块：北阴市来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和旧城县来的初中生。崔振山属于后者。他身高体胖，从外表上看比颜哲的年纪还要大。家里非常贫穷，是那种入骨的贫穷。20年的贫穷生活极大的放大了他最强大的本能――吃。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一拃长、四指宽的肥肉片子，筷子夹起来颤悠悠的，一口吞下去――那才叫美！”
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爱打赌，而打赌内容总要和吃联在一起。一次午饭，他吃了两个馍，一碗稀饭，对于知青的粮食定量来说，这已经是最大值了。然后恋恋不舍地放下碗，说：
“娘的，再来十个馍也能吃下去。谁敢和我打赌？赌一个月的饭票。”
何子建看看他，跑食堂里抱来十个馍，摞成高高的一堆：“吃吧。”
崔振山乐得眯着眼：“真打赌？不耍赖？”
“不赖。”
于是崔振山自己又去买了两碗稀饭，据他说有稀饭冲着，吃馍更利索。也不要菜，大口大口吃起来。开始六七个馍简直是风卷残云，但崔振山显然也高估了自己的饭量，他的速度逐渐放慢，吃最后一个馍时非常难以下咽，先用手掰下一块儿，用力捏成小团，再送到嘴里，似乎这样可以少占胃的容积。那个艰难劲儿，连我们旁观者都替他难受。何子建劝他说：
“实在吃不了就算球啦，撑死了划不着。我主动降价，只要你一半赌注。”
但崔振山哪舍得半个月的饭票？仍视死如归地吃下去。他最终吃完了，这顿饭总共吃了12个馍，三碗稀饭，合二斤七两粮食，以后一直没人能打破这个纪录。
那天下午正好是扛麦包。扛麦包是重体力活，200斤重的麦包被人抬放到腰部，弯着腰，踩着梯子板，一步步爬到麦堆上，再拉开麦包的封口绳，把麦子倒出来。这个活初干还不觉得，但干了一天后，晚上瘫在床上，全身骨节都像是酥了。往常崔振山虽然满身横肉，却一贯以弱劳力自居，拉人力车时只当拉稍的，而且稍绳还老是松垂着，扛麦包这类话他自然是从来不干的。但这天下午他主动去库房，发疯般地扛麦包。晚饭也没吃，跑到堰塘里游泳，很晚才回来。即使如此，夜里他还撑得在床上穷折腾。
第二天他还阳了，追着何子建要饭票，穷追不舍，弄得何子建那些天躲着不敢见他。何子建的为人绝不赖皮，但一个月饭票太重要，一个月不吃饭早就饿死了。所以他虽然耍赖，大伙儿都同情他。后来还是颜哲几个人说合，把赌注减少为10天饭票，这事才算了结。到了月末，何子建没饭票了，每顿只敢喝一碗稀饭，可怜兮兮的，我们几个饭量小的女知青为他凑了一些。
崔振山另一次有名的打赌是吃青蛙，他说他敢生吃青蛙腿，赌两毛钱，结果他当然赢了；然后他说再赌吃青蛙头，也赌两毛钱，周围的人都笑，没人再同他赌。这时知青黄瞎子路过，因为没有目睹刚才崔振山的生猛表现，不相信他的胆量，就应了这个赌。但黄瞎子掏遍口袋只有贰分钱，崔振山知道他是真没钱，便说：
“两分钱也赌！”
把青蛙头塞嘴里，卡查卡查嚼吃了，伸手向黄瞎子要钱。
两天后他捉了一只癞蛤蟆，又满场找人打赌，说把癞蛤蟆整个连皮带骨吃完，赌五毛钱。癞蛤蟆的皮肤上有毒腺，流着黄绿色的粘液，看着都令人反胃，怎么吃？但这次再没有人敢应战，他把赌注降到两毛钱也没人应，这回算是尝到了“独孤求败”的滋味。
从本性上说，他和颜哲是两类人，自然成不了知心朋友。但崔振山没什么政治上的野心，与颜哲没有利害冲突，平素相处得还算不错。至于这次他为啥甘愿充当庄学胥的炮手，我一直想不通。只能说崔振山乐得看见天下大乱，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白开心” 式的人物（见古龙《绝代双娇》）。也许是他对颜哲的“平步青云”有嫉妒，而庄学胥聪明地发现和利用了这一点。
晚八点，早就习惯了政治学习的场员们拎着各式各样的自制板凳，准时来到库房。颜哲和庄学胥在门口迎候着，我守候在里面，悄悄地照护着墙角的两个喷雾器。很多人进来的第一句话是：咋不在麦场开会？库房里多闷热！我知道颜哲选在这儿开会是想保证蚁素的喷洒效果，但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这使我成了阴谋的参与者，有点心虚，不大敢看别人的目光。颜哲很从容，笑着对来人说：
“忍一会儿，一会儿你们就知道原因了。”
赖安胜、陈得财和陈秀宽都来了，满面笑容，规规矩矩地坐到一个角落里。往常赖场长总是叉着腰立在主黑色塑胶线，悬挂昨晚刚洗的衣物，其中一件淡绿细直纹短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席台上，居高临下地俯瞰大家。那时的霸气突然变成今天谦和的微笑，大伙儿对这一变化还不习惯，所以下意识地避开他，这样他三人便成了人群中的一个孤岛。
岑明霞也进来了，她今天还是那种“恨遍天下”的模样，恶狠狠地瞪一眼赖安胜，再瞪一眼颜哲，找个阴影处坐下，像平素一样开始纳鞋底。那个年代，纳鞋底是北阴市贫民女人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虽然一双鞋底要千针万线，而加工费只有区区几毛钱，但不少人完全以此为生。岑明霞是替她妈纳鞋底，等攒够几十双，就托探家的知青捎回家。她虽然干公家话耍滑，给自家纳鞋底却非常卖力，而且活干得又快又漂亮。
人群中的另一座孤岛是颜哲，也许还要加上我。虽然我俩平时很有人缘，但毕竟颜哲这回当上场长太突然，太蹊跷，而且正在麦忙期间出去开了五天会――又听说县知青办并没召开什么会！这一切凑到一块儿，使大伙儿不由得对我俩拉大了距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看着颜哲。
崔振山进来了，进门后先滴溜溜地扫视一圈，在角落里找到了赖安胜，幸灾乐祸地说：
“咦，赖场长咋窝到那儿？你不站在主黑色塑胶线，悬挂昨晚刚洗的衣物，其中一件淡绿细直纹短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席台上叉着腰啦？”
大伙儿都一愣，觉得这句话有点刺耳。虽然不少人对赖安胜下台高兴，但毕竟这么当面揭丑有点过分，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赖安胜却不以为忤，高高兴兴地回答：
“我不当场长了。我想干活。”他补充一句：“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这句话说得像唱儿歌，大伙儿都啼笑皆非，但没人笑。因为他的表情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