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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公安的时候，起初叫公安特派员，穿上上白下蓝的警服，刚开始的警察地位没有现在这么高，有些人还不愿意干呢。那时的人都很朴实，很听话，社会治安较好，刑事案件也不多，但也很忙。”
“真是罗嗦。”刘建华打个哈欠。
我俨然是个充满了好奇的学生，洗耳恭听。
好，现在切入正题。那是1972年的冬天，我还是个20出头的毛小伙子。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到一个山村里去调查一个抢劫案，那时不像现在，有吉普车有摩托，那时有辆自行车就相当不错了。那个山村离派出所很远，有二十多公里，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待搞完调查之后，那时已经是天黑了。我谢绝了当地村干部的挽留，借了一个手电筒，走上返所的路上。
我回来的时候经过的那座山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鸡公岭”，解放初期土匪就常出没拦路打劫，最近发生的几宗抢劫案一直未破。我到村里调查的就是这个案子。那山高林又密，山路也非常狭窄险峻，在人烟稀少的山沟里，连一个过路人都没有。风呼呼一刮，那声音好吓人，本来我的胆子不小，这个时候也毛骨悚然，便有点后悔本来应该留在村里呆个晚上。折回去肯定不好意思，这也不是我的作风，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公安人员。我将配发的手枪掏了出来，就是你们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驳壳枪，我紧握驳壳枪，壮着胆子往前走，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些恐怖的东西。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个人影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向我猛扑过来，我反应相当快，身子一闪，抬起枪一声大喊：你是谁？站住！
那家伙没有理会我的警告，继续猛扑过来，我抬手就往天上开了一枪，啪的枪声很刺耳，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家伙可能没有想到我居然是有枪的公安，竟吓呆了，待明白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一把扑翻在地，并戴上了手铐。
你知道吗？你可能想不到，我也没有想到，那家伙就是系列抢劫案的罪犯，哈哈。
我近乎仰慕地点头。咳，连一个平时看起来甚至有些猥琐的老肖都有可圈可点的故事，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自豪地向别人炫耀一下我的辉煌历史呢？
在那段时间里，我深深明白了派出所工作就是由一些平凡无趣、波澜不惊的杂事编织而成，它与想象中的叱咤风云根本无关。
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3
桥尾镇上的人口不多，到了晚上还不到十点钟的样子，就万籁俱静，大部分人都睡了，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有个彩电算是不错了，派出所倒是有个21英寸的彩电，但没有有线信号，只能跩着那根天线随机搜台，搜来搜去就是那几个节目，除了像罗所长、老肖几个年级大一点的可以打坐样坐上几个小时看着那没有油盐的电视剧，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就觉得没有多大兴趣，五六个人凑在一块看一个台，简直就是一种折磨，罢罢罢，干脆不看，但总要打发这漫漫长夜，那只有玩牌！
抛开一天的工作，围坐在办公室内，玩牌委实是一中无奈和潇洒。四人端坐桌前，神情各异，两副牌打“拖拉机”——全国最流行的打法。从“3”打起，一直打到“A”，80分一级，120分升一级，难度不大但也需费一份脑筋，何况玩牌免不了来点“刺激”——输者钻桌子，所以上场的“拖手”谁也不敢麻痹大意。尽管我在读大学时操练了四年，也不敢有过分骄矜之色。
牌场也讲究“强弱搭配”，否则一方太强，一方太弱，很快胜出就没有多大意思，一般我和郭副搭档，涂振飞和刘建华联手，司机“土匪”有时来晚了，就只好痒痒的在旁边当裁判。
开战了，牌场上顿时“硝烟弥漫”、“飞沙走石”，直杀得“天昏地暗”。有顺利的一方，仗着手中“硬”牌，又略施小计，犹如秋风扫落叶，“气吞万里如虎”，那张黑乎乎有些年头的方桌都让捶得要散架。不顺的一方声音都没有，一副任人宰割的相。在被杀得脸色苍白，大势已去的时候，只得举白旗投降。屈身弓腰钻了一回桌子，自然不服，口中念叨着“手气太霉”、“没发挥好”“好汉不赢头一把”之类的话聊以自慰，一边重新洗牌，开始卷土重来。
虽说“打牌不语真君子”，但偶尔争吵一番倒也无伤大碍。为出错一张牌，尤其被罚了分，对家便忍不住沉下脸，骂你个狗血喷头，毕竟的确有错，所以你也不敢作声，惟作讪笑状，这倒不打紧，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对方抓你辫子，而你又偏偏不服，争吵就不可避免了，象郭副军人出身，脾气来的急躁，有时候为一张牌争得口沫乱飞，而刘建华也是炮筒子，声音又大，手艺来的又差一点，但往往不谦虚，死的硬要争成活的，而且脸红耳赤，桌子捶得山响，被冷落在一旁的“土匪”乐得“坐山观虎斗”，不劝不拦，还念叨着：气氛活跃。
当然还有时候耍滑头，这可能数郭副了，他耍赖时还振振有词：年纪大一点，眼花了，不算不算！弄得我这种在牌桌上还算得上是真君子的有时候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但毕竟是搭档是我师傅，我也只好丧失原则，听任郭副与涂振飞和刘建华去争，最后轮到裁判“土匪”来发挥作用，郭副十有八九被判犯规，令我只能那个窃笑不已。
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四位牌场“战士”“几家欢乐几家愁”，站立一旁的观战者的情绪也随着牌场的形势潮起潮落。不乏有自以为是的“军师”“指点江山”…有时镇政府的一些镇干部、罗所长、老肖也会过来在一旁舞手划脚！哪知已沉迷在激烈的战斗中的我们根本不予理睬，这时哪记得你是所长还是指导员什么的，眼都不抬地说一声“还用得着你来教”，让你热情大减讨个没趣。像刘建华打牌差一点，便往往照着指点而为，如正确，也只是微微一笑，如不正确，旁边的“参谋”准保换一顿好骂，让你半天不好再吭声了，当然这就要看对象了，罗所长肯定不敢骂的，老肖偶尔可以说一两句，“土匪”以及其他人可就倒了大霉。但到精彩处，蠢蠢欲动的“参谋欲”又迫使“参谋”们不知不觉地说出如何如何，又遭一顿好骂，这时也只能嘿嘿一笑。
当然，时间在悄悄过去，战果也见分晓。一般是实行“三打两胜制”，赢者自然眉开眼笑，那神情不亚于抓到一个在逃好几年的逃犯。输者则一脸的无奈，于心不甘也罢，唉声叹气也罢，桌子还是要钻。气运丹田，屈身弓腰，权作一回运动吧。桌子矮小，瘦弱的输者倒也好办（比如说我和涂振飞），只是苦极那肥胖者（比如说郭副和刘建华），折头屈股紧腰都无法钻过去，只好双手撑地，身子趴下，爬过去吧，这下总要惹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就这样，打扑克钻桌子成了我们在派出所的唯一的娱乐生活。它使我们在繁忙的一天后难得地放松身心，这种场景居然令我至今难忘，今天的我们，还有这份雅兴吗？
第12章变动
1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96年的春节是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对我来说就有些特别了，复杂的情绪注定了这个春节的不平凡。只可惜好景不长，在家里和家人以及回来过春节的苏蓉团聚了不到十天就赶回所里上班。
一天上午，院子里突然驶进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小车，大家一看，是局长的坐骑，便赶紧围了过去，车门打开，吴局长、丁政委从小车里钻出，罗所长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握住吴局长的手，叫了一声：“局长。”我注意到了，连姓都省了。
吴局长、丁政委在和所里全体干警打招呼的时候，我站在郭副的身后，吴局长见到了我，伸过手来，我连忙握住。
“小戈呀，怎么样，还习惯吗？”因为很少到局里去，我几乎没有去拜访过局长、政委两个人。
我有些受宠若惊，连忙说：“习惯了。全靠罗所长郭所长他们关照、关心我，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
罗所长可能听了比较受用，终于说出了对我的第一次评价：“小戈这个人不错，基础很好，接受能力强，又肯吃苦，是根好苗子。”
局长点点头，好，好。
我几乎有些感激涕零了，大半年了，我没有听过他的什么表扬，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会在两位主官面前如此夸赞我，尽管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客套的份，但他能这样说，已经很不错了。我在这之前是不是对他有些偏见？
丁政委也和我握了手。
我竟有些心里甜滋滋的，目送着吴局长、丁政委进了罗所长的办公室。
但从他们两个人的神色来看，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的心又悬起来了，两个主要领导一起来到派出所，似乎有些不大正常，肯定有什么大事。
是不是跟我有关？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就打起鼓来。莫非我的岗位有变动…
我的心愈发狂跳不止。是好事还是…？
一会儿，派出所全体民警被叫到会议室集中。大家都神色凝重，一脸的严肃，我忐忑不安地在一个角落坐下。
罗所长在简单的开场白后，丁政委便向我们宣布了一项人事变动：指导员老肖调到县看守所当指导员，郭鹏副所长调到叶坪派出所当所长，我则调到新组建的派出所…沙溪派出所（即我们管辖的辖区沙溪乡正式成立一个派出所）！其他人没动。
我有些懵了，尽管刚刚我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居然是让我到一个新设立的派出所去。我还以为是要把我往局里调呢！前段时间一直传说要在沙溪乡设立一个派出所，理由是靠近国道，案件较多，治安很复杂。可没有想到真的设立了。但我很清楚，那个所谓的派出所还没有组建，屋无片瓦，地无寸土，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我脑海里一片空白，真不知吴局长、丁政委是如何想的，我可是…，应该要予以照顾的呀？为什么我的那些同学大部分都能留在县城，反而我是越分越差呢？
我萌生了找领导反映的想法，但看那样子是已经定了，估计说了也没用，就把想法压了下去，我只有不断地给自己找理由：你是下来锻炼培养的，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
后来，吴局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吴局长、丁政委在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为什么。我郁郁寡欢地看着他们绝尘而去。
我忽然间有种虚脱的感觉。
2
第二天上午，桥尾派出所院子里鞭炮齐鸣，一些群众闻讯赶来送行，郭副自然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和大家热情告别，副所长到所长，提拔了，可以主持一方工作了，这无疑是天降喜事，在这之前，他居然也是蒙在鼓里。
在派出所干了一辈子的老肖也是笑容满面，能够回到县城，可以和家人团圆了，而且听说看守所福利待遇都还不错，这何尝不是件好事？
满院子就听见他们两位和前来送行者的告别声，那口气里分明压抑不住喜悦和激动。
相形之下，没有人会去顾及我的悲惨了，在他们眼里，也许调进调出再频繁不过了，今天在这里，就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立足，谁要你干的是基层公安呢？
我还是强颜欢笑，和罗所长、刘建华、涂振飞以及镇政府一些干部作了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