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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应该干的事儿，但我们雅正的学者们却觉得它比前边那个被删掉的字更为体面。
伍子胥的眼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史上一个被遗忘的重要事件，昭关下飘飞的白发决然地划出了界限：这边是红尘、是黑发，那边是荒原，是孤独的英雄。
司马迁的《史记》，至今不可企及，那是最壮丽的汉语；读《史记》读到《伍子胥列传》，只觉风云激荡，鬼哭神惊：
“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伍子胥横剑自刎。他那双圆睁的眼真的悬在城门上了吗？他的诅咒竟如审判，如天罚，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楚人，他看见了什么？仅仅是越王勾践那支卑贱而阴险的大军？
在司马迁笔下，伍子胥一直在狂奔，在逃跑，在追逐，他没办法停下来，让上级喜欢，让朋友高兴，让世界舒适地接纳他，他永远搞不好一切关系，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怒气冲冲，时刻准备拔剑而起，投入殊死的战斗。
——这样的家伙真叫人受不了啊，咱们的古人不是说了吗：皎皎者易污，你穿一身白衣行走江湖，怎么会不沾上泥点子，况且空气污染还那么严重？
伍子胥却偏要白着，结果呢？生生把自己逼白了头。他不宽恕别人，也不宽恕自己——说这话时，我想起了鲁迅，我想啊想，可惜也只想起了鲁迅，中国人中也许只有他能和伍子胥为伴。
而伍子胥其实是不需要伙伴的，他不会扎堆儿，不会人来疯，不会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心中也没有上帝、没有天道，没有可以壮胆儿的大词，比如他不会说“时代”怎么样、“历史”怎么样、“社会”怎么样，他是英雄，一个人孤独地做出选择，在战斗中承受自己的命运——这是我对“英雄”的定义，他是绝对的“个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不起，我也用了这个巨大的词——红男绿女们乐于相信自己是“个人”。一小时前，电视上一个冷酷的妹妹忽然指着我说：你的风格、你的选择！我的心中一阵温暖，这个“你”就是我呀，还犹豫什么呢，赶快去商场吧。
我知道我在犯傻，那个“你”其实指向无名的广大人群，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身在人群之中，我和人们一样想事儿，一样说话，一样买东西过日子，一样上网发牢骚骂人，这使我觉得安全踏实，同时我还可以在幻觉中相信：我是我，不是“我们”，不是别人。
——于是，伍子胥那双幽深的眼睛看着我们，两千年的孤独，三千丈的白发……
谎言饲养的王
燕将乐毅率六国联军攻破齐国，齐王逃到卫国。该王是个想得开的，据史载，在逃亡中他的肚子整整胖了三圈儿，因此，他在卫国的主要工作除了吃和睡就是散步减肥，一日，该王走得乏了，文人小说下载坐在石头上发呆，忽然就想起了他的国家——此时的齐国只剩下两座孤城，临淄王宫里的宝贝被抢个精光，更不用说生灵涂炭，百姓流离，不过伟大的王不会考虑这些琐事，他不想则已，一想就是大问题：历史的经验教训。
于是，齐王发了一会儿呆，忽然对身边的大臣公玉丹说：“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我到底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告诉我吧，我一定改！
王的语调是诚恳的、亲切的，都有点可怜了，公玉丹实在是不能不说点什么了，如果不说简直就是对不起他的王了，于是，该大臣整了整衣冠，豁出去了，这回真的要掏心窝子了——
“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
也就是说，您大王落到这么个猪不吃狗不咬的田地，没别的原因，就因为您太好了。天下其他的国君全是坏人，他们就见不得您这么一个好人，于是就合起伙来攻打您、欺负您。
齐王听罢，仰天长叹：“做个好人就这么难吗？”他的眼圈红了，他要是会作诗恐怕一篇《离骚》也做出来了。
该王最终被“坏人”们拉出去杀了，关于他国破身灭的原因，当时想必是众说纷纭，但如果在齐国做个民意调查，上述“好人论”恐怕只有两票，如果调查是匿名的，那肯定就剩下一票。所以，全天下都听得出公先生在撒谎，唯一那个上当的就是他们的王。
我不打算探讨该王的智商问题，对智商低的人我们应该同情。我觉得更有趣的一件事是，公先生为什么撒谎？那时的齐王不过是无牙的老虎，他就是说几句真话谅也不会被推出去砍头，况且人家的态度还那么诚恳，可是公先生还是忍不住要骗他一下，为什么？因为习惯？因为他从中得到了快乐？
是的，我认为，公玉丹先生当时是快乐的，他看着他的王，一句句地编造着精巧的谎言，他为自己的聪明而快乐，而更隐秘、更甜蜜的快乐是：我在欺负他，欺负这个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一个可怜的群体，他们是孤独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和自己不一样，他们遭到蔑视、遭到欺负，他们是如此无助，以至于即使是光着屁股上街也没人告诉他他没穿衣服，他们被谎言包围、饲养，他们的名字是皇帝或国王。
这位齐王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曾经具有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对他撒谎，人们撒谎不仅因为恐惧，还因为快乐，看着这头怪兽一本正经津津有味地吞噬谎言，他们感到了近似于欺负弱者的恶毒的快乐：这件事扯平了，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谎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然而，公玉丹的快乐我认为更为复杂，是恶毒的，也是温暖的，带着一点怜悯：这个人一直是由谎言饲养得这么胖，现在再喂他最后一口……
战国策
据说，苏东坡他爸苏洵，外出时每携一书自随，人或窥之，则《战国策》也。
这部《战国策》，文章真是好的，英奇纵放，如张召忠论天下事，怎么说怎么有理。老苏爱此书，学的也是作文之道：写文章如打仗，贵在取“势”，敌强我弱时，最好的办法是把水搅混、把局面搞乱，四面出击，虚张声势，饶你花岗石般的读者也得被他说晕。
苏家父子之文皆有《战国策》之风，但学《战国策》只学了个作文，真正的精神全无领会，结果空做了纸上的苏秦、张仪，仕途蹉跎，毕生失意。
而苏秦、张仪，他们是何其得意呀。遥想战国时代，王纲瓦解、道德大废，一切都没了规矩，凡事都没了底线，除了一个孟子还在四处奔走，推销他的“精神家园”，读书人所思所想不外“名利”二字。那是自由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一切可能性都向人敞开，人不再受传统、圣言和内心律令的束缚，荒原上，文士鼓舌，游侠仗剑，苍蝇无头，瞎猫乱撞，一切生灵都因为没有方向而分外繁忙。
例如苏秦，穷酸书生也，钻山打洞地见到秦王，一通神侃，献分化六国，各个击破之计。孰料秦王不识货，该先生咬牙切齿一番后掉头就去游说六国，这回所献之计却是联合起来，共同抗秦，结果，平地一声雷，挂上了六国相印，就算是铜的每颗也得有十斤：舌头是轻的，话是轻的，但轻风吹来的却是梦寐以求之重。
言辞的滔滔洪流通向欲望的彼岸。所以，那是个话多的时代，漫天飞絮，万叶飘零，大狗小狗都叫，公鸡母鸡齐鸣，话是强者的通行证，沉默是弱者的墓志铭，在盛大的嘈杂中，话与话展开殊死的竞争：你的声音必须被人听到，你的话必须击中目标，说话就是打仗，就是兵行诡道，要拼实力比分贝，也要比技巧，分贝是自然条件，技巧却必须训练。
《战国策》就是说话技巧的教科书，其中有真实案例，也有模拟训练，苦口婆心，倾囊以授，根本要义就是：话是空的，它不指向真理或事实，它指向人的软肋——人的虚荣、欲望和利益。所以瞄准软肋，说吧，没啥不好意思，灵巧的舌头不仅具有审美价值，它能为你赢得世界。
于是，今夜偷偷打开苏洵的行李，你发现一部《战国策》，你愕然、茫然，然后冷笑：《战国策》还用读？江湖之上谁人不是胸中早有一部《战国策》，才下心头又上口头？
隐于屠
中国古人相信，奇人隐于民间。假如来到两三千年前的中国，你要千万小心，路上这个一脸风霜的老农可能刚刚嘲笑了孔子，或者明天早晨荷锄下地时他就碰上了国王，到中午他已经成为宰相……
民间的奇人以农夫居多，一室不扫，何以平天下？同样的，种好一亩三分地，料理天下也不难。——这是古人的想法，我们的古人都是诗人，不讲逻辑，善于类比，常常一个筋斗就从小类翻到了大类，这中间已经跳过了千山万水。
按照这种如诗的智慧，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和煎小黄鱼同理，那么，政治家不仅可以在农夫中产生，也可以从厨师中产生。在这方面，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商汤的宰相伊尹本就是掌勺的大师傅。
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时代是有趣的——我指的是秦汉之前的时代，那时我们对才能、身份和命运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想象，我们相信奇迹，奇迹也果然发生；到后来，我们渐渐相信刻苦，相信读书和考试，相信循规蹈矩、老奸巨滑地向上爬……
除了农田、厨房，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常有古代奇人出没，就是肉店。那些提着尖刀的的肥胖屠夫，临闹市，据肉案，冷眼看熙熙攘攘、软红十丈，他们心中除了当日的肉价，可能还有某种深黑的冲动。
《史记》里，春秋战国几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中都有屠夫的身影，著名的刺客聂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信陵君窃符救赵，勇士朱亥一椎砸死大将晋鄙，而朱亥也是“市井鼓刀屠者”。至于不识时务地刺秦的荆柯，当他在燕都鬼混时，一个朋友是搞音乐的高渐离，另一个朋友就是无名的“狗屠”。
显然，屠夫们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但比起农夫和厨师，他们的机会更近于本行：由屠猪屠狗改为屠人。而且，聂政和朱亥一样，都是经不住人家几句好话，屠为知己者死，没头没脑的就去卖命。
我反对杀人，但屠夫们的故事里情境的转换令我着迷：血腥的肉店与洁净的殿堂，卑贱的屠夫粗暴地干预了历史，而他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司马迁对此也很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聂政是个奇人，聂政的命运是令人惊悚的奇迹。他坐在汉朝的书房，恐惧地注视着聂政一步步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肾上腺素在他的笔下激越地分泌（当然，仅仅是笔下），他看见了历史中那黑暗狂暴的力量，这种力量隐于肉店中、隐于血中，那是与井井有条的农田、厨房截然不同的世界，是混乱的、非理性的，是本能和毁灭。
司马迁把它写下，然后，急忙忘掉。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