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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的集大成。两汉时期，儒道两家互相排斥，至两晋，王粥曾注《易经》和《老子》，试图融合儒道。唐代儒道佛三足鼎立，到唐末，三教合一的趋向已初露端倪。到宋代，经过宋儒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儒释道三家定于一尊，成为宋学。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盛时期，无论是文学、艺术（绘画、书法），还是学术，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哲人辈出，学派林立，周敦颐、邵雍、二程、二苏、朱嘉、陆象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至宋，孔老盂苟完成了由分立到合流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宋儒的开创性贡献。
作者对宋儒既有赞扬，又有批评。他认为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即以孔子和程朱的是非为是非，道统观也由此产生。有末一代，学者之间排斥异端，互相攻汗，朱陆分派是学人相轻的前车。宋儒的最大缺陷就是心胸狭窄，容不得不同学术观点与己争鸣，学阔气太浓。门户之见是版害学术自由的天敌，而宋儒恰人此误区。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作者也多有卓见。在作者看来，西方人以个人为起点，重在于身有益；中国人以心宇为起点，重在问心无愧。自由竞争西方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而人我之间之冲突，是中国学术思想最精粹且为西方所不及的地方。印度讲出世法，西方讲世间法，老子将出世法与世间法融为一体。作者主张，整理宋儒的理学，去其拘迂的教条，取其圆通的方法，与西方的学术思想融会贯通，以创造出新世界新的学术思想，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作者发现老子无为思想与西洋民主思想是相通的，并举严（复）批老子为证。我们看来，中国古代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思想，老子之无为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大相径庭，绝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认为中西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用“物理”方法，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创立了各门自然科学；中国人用“论理”方法，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若将中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则可取长补短，相映生辉。西方人把个人、国家、社会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三极，彼此互相冲突g而中国则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在一起。相比之下，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博大而圆满，圆满面完美。其实
作者此论大谬不然，个人、国家、社会只有保持合适的距离，个人才能拥有充分的自由，既能享受国家与社会勿保护，又能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压迫，而中国式的家国同构恰恰是宗法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文化基因，而宗法制度又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社会问题之商榷》一’文，选取了原书的五个部分：公私财产之区分、人性善恶之研究、世界进化之轨道、理想社会之构想、各种学说之调和。作者认为地球生产力（如各种自然资源）和机器生产力（女DfE宗固定资产）是公有财产，不论是私人用强力占据的，或是用金钱买卖的；人的脑力体力是私有财产，如果要使用它，必须给予相当的代价。作者的划分显然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在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均可成为私有财产，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的脑力体力井非纯粹的私有财产，因为个人对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没有支配权或完全的支配权，作者的分类具有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
人性的本质为何，是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定解的悬案，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性善，萄子主张性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且自私有益于社会的进步。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类的痛苦是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作者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二宇都是强加之词。孔盂以性善论为基础，主张以道德治国，申韩以性恶论为基础，主张以法律治国，二者各执一端，均有流弊，而理想的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原理，制定国家制度时，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作者以孙中山的研究政治理论为例，说明两种力量保持平衡才有助于社会稳定。孙中山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古今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行动。”
作者在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后得出了世界进化之轨道，即社会进化是以螺旋线进行，不是以直线进行。螺旋式的状态，是纵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这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完全符合。作者认为世界的趋势，总是由数小国合并为一大国，由数大国合并成一更大国，国家渐合渐大，国数两昔御少。国际联盟是世界混一的前兆，世界语是全球同文的萌芽。作者通过我国兵制三时期、婿姻制度三时期，欧洲自由三埋藏和财产分配方法三时期来证明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的真理。对内调和，对外奋斗是贸穿作者对内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即以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完全归公，人的脑力体力完全归私；使用机器的工业归公，不用机器的工业归私；大商业归公，小商Jk归私；贷款的利息，一半归公，一半归私；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作者又认为只有把各种学说加以调和，才能建立圆满而完整的理论，他把性善与性恶、利人lJ利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唯心与唯物、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之后得出‘个结论：“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厚黑大全》等书是作者用奇特的思维方式写成的奇书，但书中有的观点是错误的，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作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剖析人的行为和政治现象，在他看来，政治学就是厚黑学，政治家就是厚黑徒，不免以偏概全，—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不能用一分为：：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好象一位政治家有了一些厚黑行为就应全盘否定。作者以纯粹学者的眼光去考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难免有书生气。他不太了解政治，以至将政治镐略也视为厚黑行为。作者关于历史与学术的一些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尽管这些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无庸置疑，它们对读者是开卷有益的，而对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业人员，则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1992年岁末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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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学》自序
我于民国元年，曾写一文曰《厚黑学》，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十六年汇刻一册，名曰《宗吾臆谈》，中有一文，曰《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七年扩大之为一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近年复有些新感想，乃将历年所作文字，拆散之，连同新感想，用随笔体裁，融合写之，名曰《厚黑丛话》。自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每日写一二段，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约有二万字为一卷，每两卷印一单行本，现已写满六卷。我本是闲着无事，随意写来消遣，究竟写若干长，写至何时止，我也无一定计划，如心中高兴，就长期写去，如不高兴，随时都可终止。惟文辞过于散漫，阅者未免生厌，而一般人所最喜欢者，是听我讲厚黑学，因将二十三年北平所印《厚黑学》单行本，略有点窜，重行付印，用供众览。
许多人劝我把《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重印，我觉得二书有许多地方，应该补充，叫我一一修改，又觉麻烦，因于丛话中，信笔写去，读者只读丛话，即无须再读二书，因二书的说法和应该补充之点，业已融化丛话中了。
十六年刊《宗吾臆谈》，李君澄波，周君雁翔，曾作有序。十七年刊《社会问题之商榷》，吴君毓江，郝君德，姚君勤如，杨君仔耘，均作有序。一并刊列卷首，聊作《厚黑丛话提要》，俾读者知道丛话内容之大概，苟无暇晷，即无须再读丛话。
《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业已各检二本，寄存四川图书馆，因忆自非家中尚有数本，撮取来一并邮寄南京、北平及其他图书馆存储，借表现在所写《厚黑丛话》与昔年思想仍属一贯也。
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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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 论
我读中国历史，发现了许多罅漏，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臣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也不符合。我很为诧异，心想古来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别的秘诀，出于史臣圣贤之外。我要寻它这个秘诀，苦求不得，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不觉恍然大悟，古人成功的秘诀，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
由此推寻下去，一部二十四史的兴衰成败，这四个字确可以包括无遗；我于是乎作一种诙谐的文字，题名《厚黑学》，分为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民国元年三月，在成都《公论日报》上披露出来。那个时候，这种议论，要算顶新奇了，读者哗然。中卷还未登完，我受了朋友的劝告就停止了。不料从此以后，“厚黑学”三字，竟洋溢乎四川，成为普通的名词；我到了一个地方，就有人请讲《厚黑学》，我就原原本本的从头细述。听者无不点头领会，每每叹息道：“我某事的失败，就是不讲厚黑学的缘故。”又有人说：“某人声威赫赫，就是由于《厚黑学》研究得好。”有时遇了不相识的人，彼此问了姓名，他就用一种很惊异的声调问我：“你是不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抑或旁人代为介绍道：“他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更可笑者：学生做国文的时候，竟有用这个名词的，其传播的普遍，也就可以想见了。
我当初本是一种游戏的文字，不料会发生这种影响，我自己也十分诧异，心想这种议论，能受众人的欢迎，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我于是继续研究下去，才知道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渊源于性善说，其价格是相等的。古人说：“仁义是天性中固有之物。”我说：“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说得头头是道，确凿不移。我说：“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见他哥哥来了，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也说得头头是道，确凿不移。阳明讲学，受一般人欢迎，所以《厚黑学》也受一般人欢迎。
有孟子的性善说，就有荀子的性恶说与之对抗，有王阳明的“致知良”三字，这“厚黑学”三字，也可与之对抗；究竟人性是怎样做起的，我很想把他研究出来，寻些宋、元、明、清讲学的书来看，见他所说的道理，大都是支离穿凿，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