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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澄清的，是你们之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传言，说汪丁丁和我在论战、吵骂。我从来不参与这种无聊的玩意。你们知道吗？丁丁是我的朋友。他曾经是我的学生的学生，也是我作本科生时的一位老师的学生。追溯起来，渊源远达四十多年，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是小孩子。后来丁丁受聘于港大，是由我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夏威夷大学找我的学生，问个清楚才拍板的。好些年没有见到丁丁了，不知他今天是春风满面，还是像我那样，「尘满面，鬓如霜」？
回头说由我而起的同学们吵闹怪现象，起于这几年计算机十分普及。每星期我在香港刊物发表的两篇文章，听说不几天就出现在你们能看到的网页上。加上近两年我到大陆讲话多次，有自己的太太用普通话翻译，使我有如虎添翼之感，讲来刻意地与同学们过瘾一下。
然而，主要的导火线，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连载的《经济解释》。有两本名为《经济解释》的书。其一是我大部分的英语文章的中译结集，由北京商务出版。我没有读过这译本。其二是今天还在连载的《经济解释》：打算写三十多万字，写两年，分三卷。卷一名为《科学说需求》，已在香港出版了。卷二暂名《供应的行为》，要到明年初才出版。卷三暂名《制度的选择》，是明年的工作了。
同学们对连载中的《经济解释》反应哗然，认为我所说的与同学们认为自己熟知的，全不一样。这是个好现象。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价格理论，当时在研究院内成绩冠于同窗，同学有什么理论难题都求教于我。但艾师的课把我吓得清醒过来。他不用黑板，不用术语，更莫论什么方程式了。在课室内行来行去，自言自语，时而停下来细想，时而轻笑几声。艾师讲的都是研究生熟知的题目。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说也奇怪，就是在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开始掌握经济学。
连载中的《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一本经济学论着，所以下笔很用心。以中文下笔，是专为你们写的了。你们最好先修一科本科生一年级的经济学，或读过一本有几条什么曲线的经济学入门。学得再多可能有害无利。先入为主，除非你所学的是马歇尔、弗里德曼等人的传统，你可能觉得《经济解释》与你所知的格格不入。
以中文下笔与中译的作品不一样。翻译十分困难。我在国内翻阅过几页有名的经济学课本的中译，不以为然。不一定是译得不好，但读者会很容易曲解作者的原意。我又刻意地多用中国及亚洲一带的例子示范。我用很多实例，比我所知的任何经济学书籍都要多。多用例子十分重要，而在经济学行内，琐碎的现象我知得比任何人多。不是弗里德曼所知的天下货币大势，而是街头巷尾的实例。外国的课本就有这样的困难：好些例子你们不会知道是什么。
与所有经济学书籍不同的，是《经济解释》集中在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分析，其它什么也不管。这应该是你们感到所学全非（指不同也）的一个原因。我铲除了所有我认为对解释行为无关痛痒的理论，把余下来我认为是重要的大事修改、补充。这样，同学们可能觉得《经济解释》是怪书一本了。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这本书似浅实深，但你们若能细读、细想，反复重读，总可以明白。我一向坚持解释世事要用简单的理论，但世界非常复杂，简单的理论一定要经过复杂的蹂躏才有解释力。是的，可用的简单理论要有深度，要有复杂的层面。
我给你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听到或看到你们对《经济解释》的评语，一般地有一个严重的错失。你们喜欢说：张五常对了，或张五常错了。这样读，这样想，你们不容易在我的论着中学得些什么。我绝对不要求你们相信我说的，也不要求你们同意，而是要求你们衡量与考虑。
我也不认为你们一定要学我的经济分析，但如果真的要学，那么读《经济解释》时你们就要跟我的思路去想，一次又一次地跟想，考虑为什么我说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为什么例子时假时真，为什么推理这样转，又突然那样转。整本《经济解释》，从头到尾，下笔时的意识就是要在纸上想给你们看。你们记得吗？这本书开始时，我望出窗外，见到风摇翠竹，就一路想下去。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是什么思想大师。但我自己的学问，是跟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想出来的。这学问不一定可取，而老师或朋友的思路有些我不喜欢，有些与我格格不入。但当年我跟得上而又影响了我的，不下一掌之数。你们今天没有我昔日的际遇，也不能像我当年那样，可以方便地向这些师友发问。要补救这最后一点，下笔写《经济解释》时我尽可能把思路写得清晰，而又恐怕有所误导，尽量保持思路的真实性。
风起水涌，大鱼皆出——是苏东坡说的。中国今天学术思想开放。在学术的汪洋大海，你们之中将会有几尾大鱼跳出来。我逢场作兴，免不了兴风作浪，下笔为文是要早点把大鱼赶出来。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凌晨 张五常
需求定律的争议
2002。6。6
（按：本文是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北大朗润园的讲话的前半部的大略，讲时没有文稿，今天下笔随意删减、补充。）
各位同学：
听说国内的同学在需求曲线的话题上有持久的争论，是好现象。又听说这是环绕我的坚持与一些学者的反对。其实我的坚持不是我发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或应该说是四十年代中期由芝加哥大学吵起来，参与这话题的高手云集。那时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的浪潮开始兴起，而大家都意识到，没有需求定律（价格下降需求量一定上升），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乏善可陈。嘉芬物品（Giffen good）在逻辑上的存在否决了需求定律，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为了挽救需求定律，佛利民的《马歇尔需求曲线》（M。 Friedman； 1949）与史德拉的《功用理论的发展》（G。 J。 Stigler； 1950）皆学究天人。前者刀光剑影，后者破口大骂，但嘉芬物品还是驱之不去。
我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开始探讨挽救需求定律的几种选择的。两年之后，我接受了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与艾智仁（A。 A。 Alchian）的选择：武断地不容许嘉芬物品的存在。大致上，这也是当时芝加哥学派的选择了。大约是一九七三年我才得到另一个发现：嘉芬物品（价下降需求量也下降）在逻辑上只能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出现。但那时，被武断而成立的需求定律在朋友中普遍地接受了，武断与逻辑都是同一的需求定律，我的发现就变得不是那样重要。
同学们要知道，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容许模棱两可的结论。价格下降，需求量可增可减，是半点解释力也没有的。同样的哲理是，科学所求的是被事实或行为推翻的可能性。理论可能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算是解释了事实，这是验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重心所在。如果价格下降而需求量可增可减，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就不存在。需求曲线可以向右下倾斜（价降量升），也可以向右上升（嘉芬物品，价降量降），是本科生一年级的习作游戏。但这是指需求曲线，不是指需求定律。前者因为没有约束行为，不是定律，没有解释力。
研习经济学四十多年，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但经过多年简化之后，今天我认为经济学约束行为的定理主要是两条，缺一不可。其一是在局限或约束条件下每个人在何时何地都争取利益极大化。究竟这是否真理不重要，而事实上好些学者曾经提出不同的定理，作为代替，搞得很复杂。但我就是喜欢简单，而又因为不能容许模棱两可，这「极大化」不容许有例外。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
看来简单，用起来却是不浅的学问。单是「极大化」用什么来量度，函数方程式怎样写，经济学者搞了二百年还在搞。我自己认为搞方程式的回报率偏低，所以集中在局限条件的调查与处理。困难是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应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我为此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使好些人说我是放弃了学术研究。
其二是需求定律。局限下极大化这个定理，不管用得怎样出神入化，其解释力不大，因为对行为的约束很窄，不够广泛。我们于是问：如果要获取一样物品的代价下降，其需求量是否一定增加？说是，就有了需求定律；说不一定，我们只有需求曲线。后者虽然是有趣的学生习作，但以解释力来衡量只是废物一条。
自马歇尔一八九五年提出嘉芬物品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数之不尽的学者都希望从等优曲线（国内称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推出需求定律，否决嘉芬物品的存在。他们都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只要实质收入不变（停留于同一等优曲线），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问题是等优曲线是经济学者的想象所得，不是真有其物，我们无从知道实质收入是否不变。逻辑上，物品的价格下降，实质收入是会上升的，而这上升导致嘉芬物品的可能性。苏联的经济学天才E。 E。 Slutsky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明显」实质收入不变的概念是改进，但也因为观察不易而帮不到多少忙。
困难是这样的。需求定律是指价格（或代价）与需求量这两个变量的一减一增的固定关系，有非常重要的行为约束力，若能成立经济学的解释力很了不起。问题是可以影响价格或需求量的其它变量数之不尽。这些其它变量若可让其变的愈多，需求定律的解释力愈强，但这定律就会愈为容易被事实推翻。其它变量让其变的愈少，需求定律愈安全，但解释力则愈弱。困难是在逻辑上绝对安全的少不变量，我们在观察上无从肯定其不变。以「够安全」及「可观察」这两个准则来处理，考虑到五十年代众多大师的思维，我选择的需求定律的可变或不变量是：（一）所有在需求量之外的影响价格的变量皆可变；（二）所有在价格之外的影响需求量的变量皆不可变；（三）所有因为价格之变而变的变量皆可变。这是威力无穷的需求定律的选择，可惜在逻辑上违反了需求定律的嘉芬物品还存在。
五十年代重视需求定律的大师们，到了六十年代大都是朋友，所以他们的思维我知之甚详。他们对不变量的处理与上文采用的略为不同，只是因为角度略为不同。大家都知道在这些不变量的处理下，逻辑上嘉芬物品存在。这是说，大家都知道需求定律不可以从等优曲线的分析推出来，而是要武断地不容许嘉芬物品的存在。于是，需求定律的本身就是一个定理或公理（postulate）。
然而，后来我发现，逻辑上嘉芬物品只可能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存在，在多人的社会中这种物品不可能在市场成交，不可以用作走后门或其它形式的交换或交易。价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