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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从何着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创造性的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得手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泽东希望并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40］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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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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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它说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41］
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没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长的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乡湖南，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伐军于1926年夏末抵达长沙，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泽东将很快看到这一点。他显得有些郁郁沉思，不能完全意识到将要到来的麻烦。他在进行准备活动———他到过浙江和江苏的一些农村，并在《向导》上报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毛泽东又回到了避风处韶山。
他常在冬天回去，那里虽不是家，但至少环境使他感到适应。就像两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样，他在周围几个村庄考察，在5个县度过了32天的时间。
这一次，毛泽东不需要像游吟诗人一样寻找听众，湖南已有500名农民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再是发动农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这一整幅农民运动的画卷。
这一次毛泽东的行动很出色。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经典，经典应该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战士》周刊和出版的《报告》单行本。
毛泽东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而毛泽东的父亲在1906年也这样做过。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农民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孩子们很快接受新的道德观念，毛泽东注意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的孩子跺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位乡绅吼叫：“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社会天翻地覆。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对于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惊。他怀着敬重之情奋笔疾书：“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的激动心情使《报告》的风格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件风格殊异。
毛泽东欣喜若狂。农民为了禁绝赌博，“烧了一担麻雀牌”，毛泽东感到很开心。他不在意有些乡下人确实喜欢打麻将。他怀着激奋———而不是责备———的心情报告说，被推翻的地主开始称崛起的农民为乡里王。他并不隐瞒对劣绅的讥讽，“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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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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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到轿子被砸，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想到过他所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长沙时每天早晨都坐着轿子到学校呢？
革命当然会改变一切。一是呼唤新社会的诞生，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轿子。
毛泽东嘲笑叶公———刘向（前77年—前6年）所编故事中的一位人物。叶公非常喜欢龙，在室内各处都雕画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要死。
毛泽东总结道：“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42］
而这和毛泽东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两样？
学究气在毛泽东的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这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时细心地加上了这一点）。不过这些内容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相当激进的。
毛泽东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这样分类只是粗略的，但是作为变迁的杠杆来说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搞。毛泽东来到城市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气氛很热烈。
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是中国中部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流经上海出海口的长江上的水路枢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左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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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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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
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43］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44］
。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