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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也在自己的车上挂出招牌：“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这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乡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的蔓草一样迅速扩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995人，到11月份就达到10000人。
革命似乎很快就不再只是在激进派的书本中。
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春天在北京病逝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民党的红、蓝、白三色党旗，悲伤的人们参加送葬。有没有后继者能像他一样走上这条绷紧的绳索？关于国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泽东又回到他得心应手的场地。他发现的新问题———农民运动高涨———在争论中占重要的地位。
湖南省省长正在搜捕这个在乡村活动、时年31岁的高个子激进派。在乡下，毛泽东是相当安全的———军阀对山区鞭长莫及。但是毛泽东铤而走险去长沙。统治者盯梢他，派出军队搜捕他，他逃到了广州。
外部政治力量刹那间压住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为党组织写了几个月的文件，1925年在湖南精神抖擞地干了几个月之后，便填写了一首词以示志念。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既怀旧，又冷静地希望未来。毛泽东回忆起了求学的时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毛泽东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充分显露了毛泽东的个性，结尾充满自信：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34］
跨过而立之年后青春的活力会稍减，但还会保持那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在10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了解一下毛泽东怎样对他的同事解释这几个月的行踪，将是饶有趣味的。同事们一定非常关心他黯然失色的这段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泽东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1925年下半年，他在这份周报上非常热心地发表了出于自己手笔的15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时政不断的激进评论，与他在1923年在《向导》发表的激进评论如出一辙。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泽东在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泽东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统一战线也许从未发生过作用。不管怎样，它在1926年春天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愿与共产党有任何往来。
…
罢工（2）
…
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
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35］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36］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7］，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多毛泽东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恩来虽已27岁，仍像个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止如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
罢工（3）
…
一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泽东的声望在共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越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泽东。
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向导》发表了他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然而共产党绝没有掌握住全部农民运动，它的农民部居然不合时宜地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广州忙于为国民党负责农讲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作重心仍在国民党内而不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得意之作。的确，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产儿，但是苏联人过高估计了这个婴儿的能力。既然国民党显得更有势力，所以一谈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必定要谈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则不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泽东那种超出常规的独特性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90％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的压迫更严重、更残酷。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因为在20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泽东遭到了上海的反对。陈独秀教授带着书生气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义的运动？”［38］刘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39］
对于毛泽东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点，但也不太近。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农民的愚蠢。但马林在1923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眼见农民趋于活跃，共产国际于1926年初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农民革命潜力的理论根据。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因此他欣赏国民党的北伐（在这一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而莫斯科并不赞同，虽然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以后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