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愕姆考湟鸦廊灰恍拢蝗煺耄懊骷妇弧２杓干嫌幸徽抛痔酰盒恍唬值埽腋照业焦ぷ鳌Ｋ嫡娴模愕囊话言砍孜掖蚩艘桓鎏焯茫�
言简意深。我知道，屋里不可能像朋友预言的那样，会丢失什么，相反的，原本昏暗的房间里从此多了阳光，那是从天堂里流泻出来的阳光。
在路上
去北京的火车只需一天两夜，所以在我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张票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犹豫。为了梦想，饿着肚子往前走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就在几个小时前，北京的朋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北京的工作已给我联系好了。我当时马上给我的老板、那个非常苛刻的吸血鬼打了个电话，炒了他的鱿鱼。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贯逆来顺受的我会在一夜之间“起义造反”。
火车上的人不太多，坐在我对面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火车一开动时就跟我打招呼。我还依稀记得我和几个朋友去广州时在火车上被骗的事，所以对于眼前这个滑头滑脑的人我没有一点好感，只简单应付几句。
渐渐地，车上已鼾声四起，我也打起盹来，我必须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我睁开眼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对面那个男人泡了方便面，就着火腿肠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我把目光转向窗外，肚子却在咕咕直叫，我怪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
“你醒了，我这有一碗泡面，你泡上水就可以吃了。”说着，他把面推向我，“车上的面太贵，不划算，我多带了好几碗呢！”
我说了谢谢，告诉他我不饿也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他便默不作声。
这么多年漂泊在外，凄风冷雨，尝尽了辛酸，我学会了把自己重重包裹起来，不让别人窥探到我一丝一毫的落魄，何况一个陌生人。
时间过得真慢，我开始后悔，走的时候为什么不找点可以吃的东西带着，哪怕一个苹果也行啊！
11点，已经有人开始买饭用餐了。那男人又从包里掏出两个大碗面，递给我一个说：“我吃不惯火车上的菜，所以带着面，你也凑合吃点，我们聊聊天……这火车也太慢了，中间停的时间也太长了。”
我仍然摇着头说：“我去餐厅吃，你也去吧！”我很大方地说完就开始后悔，他真的去了那怎么办。幸好他拒绝了，我起身朝餐车的方向走去。
我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傻站着，思绪胡乱地翻滚，莫名地开始怀念母亲烧的菜，这才想起来，我已离家两年多了。
大概过了一刻钟，我回去了。空气中似乎仍飘着方便面和火腿肠的味道，我偷偷地咽了下口水，肚子却再一次不争气地咕咕直叫。他打量了我一眼，我心虚地坐了下来。
昨天中午，我食不下咽，只喝了一瓶啤酒，吃了几粒花生米。晚上又接到朋友的电话，急急忙忙收拾东西也没顾得上吃一口饭，到现在我实在有些坚持不住了，便趴在桌上，一动不动，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
大概1点左右，火车到了一站，他开始收拾东西。我抬起头他冲着我一笑，说：“我到站了，再见。”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站，因为我一直没有问他去哪里。他背起两个包离开座位时，我这才发现，他的一个装有大碗面和几根火腿肠的方便袋忘带了，便喊他。他回过头说：“我到家了，你看，我的行李够重了，你如果不嫌弃就帮我把它们消灭了吧……”
在没有别人同情或鄙夷的目光中，我实在没有那么清高，我美美地吃了一顿。晚上，8点左右，我又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最后一碗面和三根火腿肠，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
次日清晨，火车抵达了北京站，我迎着首都的旭日和清风，下了车。我要面对新的生活了，心情出奇地好。
在出站口时，我突然被一个身影震住了。那个男人，那个坐在我对面的男人，那个早在十几站前就下了车的男人，正背着他的两个大包在人群中吃力地往前挤。
我的心被他的身影牵了一下。我想，当时他一定没有下车而是去了另一节车厢。我跟在他的身后，听见他正在打听人才市场怎么走。
原来，他和我一样，都是在路上苦苦跋涉的人；不一样的是，在路上，他带着一颗善解人意又与人为善的心，而我没有。
我不知道，我把心丢在了哪里。
一个巴掌
在北京打工时，我们的主管是我的老乡。由于在经理面前他是一个“红人”，我们人人都对他敬畏三分。甚至，在他的霸道面前，我们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忍气吞声。
出门靠朋友，虽有一肚子的意见，却只能憋着。有时，我甚至尽献谄媚之能事，只为保住自己当时小组长的饭碗。
有一次，我打饭回来，听见他对他的几个铁哥们唠叨说：“阿亮这小子，竟然给了我一个巴掌。”
主管一直与阿亮有嫌隙，常常设计捉弄他，这我是知道的。
当时，传闻说主管马上要升为经营厂长，所以为了讨好他，在他上任之后能升我为主管，我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义愤填膺地对主管说：“那小子真是活腻了，我早就对他看不顺眼了……”说着我操起旁边一根铁棍，出了门。
在门口，主管拉住了我，“干什么，你？”“找阿亮那小子算账。”“算什么账？”“他不是扇了你一巴掌吗？”
刚刚紧张的空气，顿时被主管的仰天长笑驱散得无影无踪。
“哪跟哪呀，你！我是说，他买了一副巴掌（家乡语，专指厚手套），我看中了，他却不舍得，说一人一个巴掌。所以他就送我了一个。”
我尴尬地怔在原地，像真的被谁扇了一巴掌，脸火辣辣的疼。
干净的楼梯
妹妹的新房装修一新，打电话，唤我去参观。
她在城南，我在城北，都是有钱的主儿不去的偏远地带，而且我们都是顶楼，六楼。
妹妹刚买房时我去了一次，当时，整座楼上就剩我妹妹没有搬进去住。
一楼一楼地往上爬，穷人的腿不值钱，爬习惯了，觉得也别有情趣。然而妹妹的那幢楼，却爬得我郁闷，因为楼梯很脏，烟头、塑料袋等垃圾满地皆是。
妹妹说，这儿的人素质太差，比不了我楼下的邻居。
大家都不打扫卫生，想来是彼此攀比，凭什么我多劳动啊，楼梯公共部分又不是我一个人走。如此，攀比可真可怕，但反过来，大家都攀比一下，谁更爱劳动又当如何呢？
我让妹妹哪天早晨趁大家上班时，从六楼一直扫到一楼，日后就是别样洞天了，妹妹不依。
我说，你想啊，一楼到六楼，你走得最多，有个干净楼梯爬那多享受啊。何况，你扫一次，大家过意不去，人人抡起帚笤，管好自己的楼梯，也就是为你打扫出一条干净的梯子，爬起来不脏鞋，带进家里的泥土就少了，你打扫家的周期也会缩短。
后来，后来妹妹来电话了，叫我去吃饭。她在电话里说，哥，你别走错了地方，顺着那条干净的楼梯爬上来，就到我家了。
高贵的“交易”
我扭伤了脚，在出租屋里休养。
楼下传来一个四川妇女“收废品”的吆喝声。有人嫌她大中午的吵个不休就嚷了两句。我起来向窗底看去，一个妇女背着蛇皮袋子怔在原地，不知所措。旁边站着一个小男孩，也背着一个小袋子，很滑稽的模样。我喊他们上来。
我打开防盗门，让他们进了屋，这才发现，屋里只有4个啤酒瓶，我尴尬在原地。小男孩却不嫌弃，开始抢着往自己的袋子里捡。我发现他往袋子里装酒瓶的时很小心，生怕把残酒洒在地上，我的心不禁一热。
小男孩收拾好，妇女开始付钱。我看见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茶几上的西瓜，心头一酸。我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拿起两块给他们，但他们谁也不接。我知道我这样做也许适得其反，不知不觉中会伤了他们小小的自尊。
所以，在她递给我一块四毛钱时，我接了过来。其实，我没打算收钱的。可当时，我只想帮助他们，哪怕他们能接受我一块西瓜的真诚。
就在他们母子准备离去时，我突然有了主意。
我说：“大姐，你看我的脚扭伤了，行动不太方便，家里又没人，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到楼下帮我把风扇拿上来，你看，天这么热……”我还没有说完，她便说：“没问题。”我把钥匙给她，她便喊上小男孩下了楼。
很快，她扛着风扇进了屋。
我便给他们让座，从冰箱里拿出冰过的西瓜招待他们，但他们擦着汗就是不肯接受我的好意。我说：“那好，我总不能让你们白干，我付钱给你们。那女的便急了：“这是助人为乐，怎么能收钱呢？”
“我总要表达我的谢意啊，雷锋做了好事时，也没有拒绝人家递过来的水杯吧。”
最后，他们坐下来，吃着西瓜与我拉起家常。走的时候，她说了几次谢谢，小男孩也是很开心的样子。其实我什么也没给她们，反而从她们身上得到更多高贵的东西，那是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最需要的，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用“心”在交易。
泥土去了
朋友从新加坡回来后，给我讲起了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已60多岁了，朋友是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碰到她的。她扯住正向机场赶去的朋友，支支吾吾地说：“您，回中国吗？”
她用了个“您”字，朋友一下不知所措起来。她犹豫了一会儿又问：“您还回新加坡吗？”
朋友云里雾里的。
细问下才得知，老太太也是中国人。她10岁时随母亲改嫁来到新加坡，从此离开了她的故乡福建，在新加坡一住就是50多年。
半个世纪的太阳还是同一个太阳，半个世纪的月亮还是同一轮月亮吗？在另一个地方眺望，想必怎么看，怎么陌生吧。
朋友告诉老太太，自己也曾去过福建。于是两个人开始谈起福建来。老太太还告诉了朋友她的住址，让朋友再来新加坡时去她家做客。
朋友马上要登机了，老太太竟孩子般地在身后追跑起来，嘴里呜咽着：“闺女，下次来给我捎一捧福建的泥土。”
那一刻，老太太说的是一口地地道道的福建话。
朋友却没有机会再去新加坡了——但泥土去了，空运的，满满的一大捧。
怀抱
街上过客匆匆，小男孩在一个角落里哭得呼天抢地。两只小手不停地抹着眼角喷涌的泪水，没有人停下来，关怀一声。
小男孩大概三四岁，衣衫褴褛，满面灰垢，让人唯恐避而不及。一个五十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妇女走过，又抽身而回。也许是小男孩哀哀欲绝的眼神让她心悸，她蹲下身，悉心询问小男孩的哭因。而小男孩不作任何回答，四处张望，继而哭声更为悲恸。
开始有人驻足，有人猜测。看小男孩的穿着，他无疑是跟随父母从贫困山区来这里捡破烂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随处可见。
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又一圈，却无计可施。小男孩只一个劲地哭。这时，人群中挤出一个女孩，神采飞扬的脸上除了写满了年轻还有一览无余的单纯。女孩很美，长发如瀑，穿一件白裙，宛如凌波的仙子，让人不由得眼睛一亮。
在人们惊愕的眼神中，她轻轻蹲下身，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微笑着说：“小弟弟，别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