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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有个名叫“阿果”的人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2004年11月出版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地批评柳传志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他的意思是，这个“系统”包括科研、开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诸多环节。科研是重要环节，但绝不是全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能成为最关键的环节：
我可以说一句大话，我没有倪光南，也一定能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倪光南没了我，想再找一个合作伙伴，会非常困难。后来我反复研究过这个事，结论是：我没有这个技术，还能找别的技术。我一定能找到！所以我现在也总是对我的员工说，一个好的技术很难得，但是更难得的是好的企业管理者，如果你的技术出来以后，没有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事还是做不好。
“技术派”听了这话，必定嗤之以鼻，会说柳传志一定忘了当年如饥似渴恳求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此后很多年里，他们一直批评联想缺少核心技术，是因为辞退了倪光南这样的技术领袖带来的恶果。他们满怀自豪感地回忆，早期公司的规模虽小，但产品利税率可以达到29。7％，其中“七型汉卡”的销售单价2 500元，毛利率高达98％，这正是“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此后产品的利税率迅速下降，到1991年为10。8％，到1998年不到3％，原因都在于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公司早期的产品利税率如此之高，不是因其技术含量，而是因其市场需求和公司的营销。而今天计算机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彻底变化，“98％的暴利时代”永远只能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
90年代这场争论中的个人色彩渐渐淡去，能够留下来的记录都与个人无关。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联想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杰克·韦尔奇才会说：“通用从来就是一家全球性的贸易公司。”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也才会说：“第一条是你的产品要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在科技企业里面只是很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只有在市场营销、管理、资金、人才等等因素都具备了以后，你的研发才上升为最重要的因素。”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9节：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
1995年秋：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
导致公司内部重大危机的争执暂时结束。海面上重新风平浪静，倪光南固然是输了，但柳传志也很难把个人的胜利化为公司的胜利，因为一道精神的裂口已深深地刻下，就像海底的鸿沟。从这以后，技术专家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信任和默契荡然无存。倪光南在公司依然保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书，工资和其他待遇也和以前一样，可事实上，公司从此不再有总工程师这个职位。好在一代新人已经成熟，他们凭借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很快填平了双方的鸿沟，被后来的人们编织成又一个神话。
1995年秋天的几个月，是北京联想迄今为止少有的平稳时期。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引人入胜。联想公司管理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事情终成定局，让中国科学院另外 45个研究所的所长分外好奇，全都跑到联想看个究竟；修订后的《联想集团公司章程》颁行，首次写入“投资比例为中科院计算所占45％，中科院占20％，职工持股会占35％”一条；第一台基于“奔腾Ⅱ处理器”的微机—“联想奔月”诞生，这是中国微机第一次在新机型方面与世界同步；中央党校100多名学员参观联想，他们全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柳传志兑现了当初给孙宏斌的承诺，在孙出狱后创办的天津顺驰置业有限公司中投资500万元。此外还有《2000年规划》、在第三期日元贷款的五大信息系统里中标、大亚湾科技园建成剪彩、联想电脑获得“中国名牌”称号、柳传志成为北京市电子行业优秀企业家、北京联想获得1994年度全国优秀企业最高荣誉—“金马奖”、香港联想获得ISO9001品质鉴定证书。微机事业部在经过了第一年的大规模精简之后，现在开始大规模招聘新员工，让联想员工在这一年里达到820人。第一期新职工培训班和第一期骨干员工培训班，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召开的。新的《公司干部基本条件》用白纸黑字确定下来，新的《员工招聘标准》，也是在这时候形成文件正式颁行的。
由柳传志提议的“随机抽查”终于启动。杨元庆宣称他对微机质量有足够信心，于是总质量师李之文拟定“抽查实施方案”呈送国家技术监督局，后者是中央政府里直接负责产品质量的部门。以往的经验证明，企业通常都会回避质量检查，现在居然有个公司反其道而行，技术监督局自然乐意。检查人员担心被假象欺骗，所以坚持依照“突击抽样”的规则，时间和地点也完全保密。联想很痛快地答应了，只开出一个条件：如果检查结果证明微机质量完好，则要以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名义“为联想拍手叫好”。
检查人员不肯轻易“叫好”，所以相当苛刻。他们在7月和8月先后三次来到北京市场，随机抽取三组联想微机，每组三台，并行操作，检测内容计有8类26项，包括开箱、外观结构、功能、安全、电源适应能力、噪声、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其中“环境适应性”有10~35度的工作温度、80％的工作湿度、98％的存储湿度，以及振动、冲击、碰撞、800毫米高度的任选四面跌落。“电磁兼容性”则包含磁场敏感度、电源频率、电压、尖峰信号敏感度、辐射、传导敏感度以及传导和辐射干扰。这样的检测持续了20天，结果一律秘而不宣，让柳传志和杨元庆不免提心吊胆。
到了9月14日，一群检查人员突然来到联想生产基地，从库存的141台“486/66微机”中取走43台。将其中三台重复进行上述检验，另外40台则全部加入“可靠性试验”。9天9夜之后，检查人员终于认定，四次突击检查的结果证明，联想微机各项指标全部达到优秀水平。
意识到财务规则将极大地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及利润水平，公司开始鼓励财务人员发挥监管作用。那时候郭为是财务部的总经理，还有个总会计师名叫孙夏明。这两个人率领财务部制定了一套烦琐、苛刻的规定，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产品滞留库房的时间不允许超过90天。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新的财务制度具有一种“预警的能力”，让公司的每一个人都以更确定的方式感受着压力。“责任会计”当时的一个责任就是把新制度向每一个经理讲清楚。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财务培训，不仅让大家接受一种约束，而且还要确立新的观念。公司当时的会计王立界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培训班是在1995年9月14日举行的。那是一个周末，王立界把所有部门的领导集合在六层的大会议室里，给他们讲了整整一天。
即使是一个最基层的“责任会计”，王立界也可以感到，新的财务制度甫出，公司上下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为她那时经常去列席总裁室的会议。“一到月底，每个部门的总经理就会急得到处乱窜，”她回忆，“总裁室的会议也变得气氛紧张，大家一上来就会询问谁的货积压了，为什么积压，能不能卖出去。元庆一看到库存多了就会发火。这是真的。”她能感觉到公司的财务状况在好转，积压减少了，回款也快了，让这个“责任会计”兴奋不已。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70节：让杨元庆学会妥协（1）
经过一年多的洗礼，杨元庆已相当自信。现在他再也不会说“在微机这边做不出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了。他自己冲到前台，仰仗着生生不息的勇气和计谋，不断地夺取竞争对手的领地，把联想微机的市场占有率从4％提高到6％。可是他毕竟年轻，一点也不能体会在中国为人处世的一个规则，那就是，你自己痛快的时候也不能让别人不痛快。
但现在就是有不少人不痛快。这些人都是他的同事，有的和他年龄相当，看到他如此受重用，不服气，索性离开公司另谋他就，让大家觉得可惜。然而还有更大的问题：杨元庆的左冲右突和为所欲为，也让那些他口口声声喊“老师”的人不舒服，乃至发展成为激烈的冲突。
冲突的种子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我们一定还记得，在杨元庆出掌微机事业部之前，联想微机的整个流程分掌在好几位副总裁手上，他们都是公司早期的有功之臣，年龄比柳传志还要大些。当他们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交给杨元庆属下的一帮子年轻人时，任何人都能看出他们内心的失落和忐忑。那一天刘晓林代表杨元庆来参加会议，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出来开会吧，刘晓林过来收编我们啦。”刘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是个才能出众、运气糟糕的年轻人。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现在只说1995年他在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的任上，春风得意，热血满腔，却不料遇到这样的场面，不免在心里咯噔一下：“怎么把我们当成‘接收大员’了？”
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障碍乃是天然存在，倘若小心经营，处处忍让，也许可以化于无形。这在中国的古老智慧中被称做“打太极拳”，意思是顺其自然，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但杨元庆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而且微机市场上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不能允许他把精力用在你来我往的纠缠中。1994年，当老一代要把积压在仓库里的几千台电脑移交给继任者的时候，矛盾爆发了。杨元庆对售出这些库存电脑已完全失去信心，坚决不肯接收，这让刘金铎极为愤怒：“这是什么态度？这个事交给你，责任就在你的身上。你怎么能说不接？”
杨寸步不让：“这是历史烂账！谁的账谁负责。”
刘忍无可忍：“微机事业部是你管的，难道还要我去卖机器？”
这边刘金铎的愤怒还没有平息，那边贾绪福也开始发泄不满。原来杨元庆不遗余力地建立分销体系，即使失去公司的老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