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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通讯机构变得如此之有效，它们还是要象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受制于熵增加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受制于信息在传送过程中要逸失掉的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除非我们引入某些外界的动因去控制它。我已经提到一位具有控制论思想的语言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的对策。以这种描述为基础，B．曼德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博士曾在一种最适当的语言中做过若干关于字的长度分布的计算，并且把这些结果和各种现存语言中所算出的分布进行比较。曼德勃洛特的结果表明：在一种最适当的即符合于若干假定的语言中，字的长度非常确定地表现出了一定的分布。这种分布和Esperanto或Volapuk这类人造语中所找到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是很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它又和大多数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实际语言中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极为相近。的确，曼德勃洛特的结果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字的长度的绝对不变的分布，在他的公式中，还存在着若干必须进行选定的量，或者，如数学家所讲的，还存在着若干参量。但是，适当选用这些参量，则曼德勃洛特理论所导致的结果就和许多实际语言中的字的分布非常密切地吻合，这就说明了它们之中存在着某种自然选择，说明了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并非不近似于最适当的分布形式的。
语言的磨损可能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语言也许只是力图反抗跟它捣乱的自然趋势，也许只是力图反抗人们有目的地搅乱其含义的企图。正常的通讯谈话，其主要敌手就是自然界自身的熵趋势，它所遭遇到的并非一个主动的、能够意识自己目的的敌人。而在另一方面，辩论式的谈话，例如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法律辩论以及如此等类的东西，它所遭遇到的就是一个可怕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的自觉目的就在于限制乃至破坏谈话的意义。因此，一个适用的、把语言看作博奕的理论应能区分语言的这两个变种，其一的主要目的是传送信息，另一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顽固不化的反对者的头上。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位语言学家曾经做过专门的观察并提出理论上的陈述来把这两类语言依我们的目的作出必要的区分，但是，我完全相信，它们在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以后在讨论语言和法律的那一章中将进一步讲到辩论式的谈话。
作为一门控制语言意义逸失的学科，控制论应用于语义学方面的愿望已经在若干问题上得到了实现。看起来，在粗糙的信息和我们人类能够有效使用的信息之间，或者，把这句话改变一下，在粗糙的信息和机器能够有效操作的信息之间，作出某种区别是必要的。依我的意见，这里的基本区别和困难是由于如下的一个事实产生的：对行动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说是发出的信息量，不如说是进入通讯装置和存贮装置的足以作为行动扳机的信息量。
我已经讲过，用任何方法传递消息或者从外部来干预它们，都会降低它们所含的信息量，除非利用新的感觉或原先处在信息系统之外的记忆馈进新的信息。如前所述，这一陈述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说法。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本章前面所讲的那种用来控制小型电力站的信息系统。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传送给线路的信息，而且在于这个信息经由终端机械装置去打开或关上水闸、校准发电机以及完成类似的工作时还剩下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终端装置可以看作附加于传送线路的过滤器。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乃是通过线路以及过滤器的信息，并非仅仅通过线路的信息。换言之，当我听到一段音乐时，大部分声音都进入我的感官并达到我的脑子。但是，如果我缺乏感受力和对音乐结构的审美理解所必需的训练的话，那么这种信息就碰到了障碍，反之，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那它就碰到了一个可以对它作出解释的结构或组织，从而使这种模式在有意义的形式中展示出来，由是产生了审美价值和进一步的理解。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在机器中一如在人体中那样，乃是能够通过接收系统中的激活机构的信息，尽管存在着人或自然乃至人和自然二者结合起来的捣乱企图。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界定了信息意义的范围并使它在通讯系统中免于逸失。
第五章 作为消息的有机体
本章的内容带有幻想成分。幻想总是为哲学服务的，柏拉图并不因为使用了洞穴的隐喻来表达他的认识论而感到不好意思。顺便说说，J．布洛罗夫斯基（J．Bronovski）博士曾经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最面对事实的科学，但它却提出了最为大量的可贵想象的隐喻；人们无论是从智力的角度或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判断数学，都不免要以这种隐喻的成就为依据。
我在本章所谈的隐喻就是这样的隐喻：把有机体看作消息。有机体乃是混乱、瓦解和死亡的对立面，就象消息是噪音的对立面一样。在描述一个有机体时，我们都不是企图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一个分子并且把它们一一编入目录，而是企图去回答有关揭示该有机体模式的若干问题：譬如说，当该有机体变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有机体时，模式就是一种意义更大而变化更少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某些有机体，例如人体，具有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其组织水平的趋势，甚至常常有增加其组织水平的趋势，这在熵增加、混乱增加和分化减少的总流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区域。在趋于毁灭的世界中，生命就是此时此地的一个孤岛。我们生命体抗拒毁灭和衰退这一总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
我们只能在我们与之并进的极为特殊的环境中继续生活到我们衰老的速度开始大于自我更新的速度为止。然后，我们死去。如果我们的体温从华氏98·6。的正常水平升高或降低一度，那我们就得加以注意；如果升高或降低十度，那我们肯定要死了。我们血液中的氧、二氧化碳和盐分以及我们内分泌腺所分泌出来的荷尔蒙都是由种种机制来调节的，这些机制都具有抗拒这些成分的相互关系发生任何不适当变化的趋势。这些机制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稳态的这个东西，它是负反馈类型的机制，这我们可以在自动机中找到例子。
稳态所要保持的东西就是模式，它是我们个体的同一性的试金石。我们身体中的各种组织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变化着的：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吸进去的空气变成我们身体中的血肉，而我们血肉中的暂时性因素则同我们的排泄物一起每日排出体外。我们无非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质料，而是自身永存的模式。
模式就是消息，它可以作为消息来传递。无线电除了被我们用来传递声音模式外还有什么用途呢？电视除了传递光模式外还有什么用途呢？考虑在下述情况下所能发生的事情是有趣而又有显的；如果我们有可能传递人体的整个模式，有可能传递人脑及其记忆以及记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整个模式，使得一个假想的接收工具能够以适当材料把这些消息重新体现出来，那就能够使身心所表现的过程延续下去，并且通过稳态过程使这种延续所需的完整性得以保持下来。
让我们现在闯到科学幻想小说的领域中去。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前，吉卜林曾经写了一个极为动人的小故事。那时候，莱特（Wrisht）兄弟的飞行已经举世皆知了，但航空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事物。他把这个故事叫做《夜邮》（With the Night Mail），故事大意是描写一个象今天这样的世界，航空已是常事，大西洋变成一夜之间就可以横渡的湖泊了。他设想到，实中旅行已把世界变得如此之团结，以致战争过时了，世界上的一切真正重要的事务都由一个航空控制站来管理，它的首要任务是管理空运，其第二个任务则是管理“与此有关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象，各种地方机构都不免要被迫逐步降低自己的权力，或者同意把它们的地方权力转让出去；而航空控制站的中央当局就把这些责任承担起来。吉卜林给我们描绘的多少是一幅法西斯式的图景，但考虑到这是他的智力方面的猜想，我们就可以理解法西斯主义并非他所处的立场的必要条件。他的“千年至福”乃是一位从印度归来的英国陆军上校的千年至福。此外，连同他所喜爱的诸如搜集能转动的和能发声的小轮子之类的新鲜玩意儿在内，他所重视的是把人体运输到远方去，而不是把语言和思想运输到远方去。他似乎不了解人的语言所达到的地方、人的知觉能力所达到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控制能力扩展所及的地方，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他的肉体存在扩展所及的地方。去了解整个世界并且对它发布命令就几乎等同于无所不在。吉卜林的思想虽然具有局限性，然而，他有诗人的洞察力，而他所预见到的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得到实现的。
为了了解信息传输比单纯的肉体传输更为重要起见，让我们假定，我们有一位在欧洲的建筑师监造着一座在美国的建筑物。当然，我是假定在建筑现场上有一批胜任其事的工作人员——建筑工人、记录员等等。有了这些条件，甚至不用收发任何建筑材料，建筑师就可以在建筑营造过程中起着主动的作用。他可以象平常那样编造自己的设计图和施工细则。在建筑师的制图室里所制订下来的设计图和施工细则，其副本本来要寄到建筑现场去的，这个做法今天看来没有必要。传真电报提供了一种方法，能把全部有关文件的复写本在不到一秒的时间之内发送出去，收到的副本就跟正本一样是很好的工作图。建筑师可以通过每日一次或几次拍摄下来的摄影记录来检查工作的进度；这些记录都可以通过传真电报送给他。如果他要给自己工作的代理人以任何批评和劝告的话，他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报或电传打字机来传达。一句话，建筑师本人及其文件的传送可以非常有效地用消息传送来代替，而这种传送是不把物质粒子从线路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通讯的两种类型，即物质运输和单纯的信息运输时，那么一个人要从甲地到达乙地的当前可能方式只能是前者，而不能作为消息来运输，但是，即使是现在，消息的运输也能帮助我们把人的感觉和他的活动能力从世界的一端推展到世界的另一端。我们已经在本章中指出：物质运输和消息运输之间的区别在任何理论意义上决不是固定不变和不可过渡的。
这一点就使我们非常深刻地接触到人的个体性问题了。人的个体性之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隔障之本质乃是一个有史以来的老问题。基督教及其他中海地区的先驱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