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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落的红颜-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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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谣言传得最热火的关头,在当年十一月丁未日,桓温恰到好处地进京朝见来了。他以此谣言为由,向朝廷提议废司马奕,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

  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朝臣敢作决定的,于是桓温的奏章便一直送到了深宫褚太后的手里。

  这道废帝表章送到的时候,褚蒜子正在佛堂烧香,内侍禀报道:“外有急奏。”褚蒜子接过奏章,靠在佛堂门边阅视,才看了几行她就明白了,叹道:“流言初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疑心是这么回事了。”然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桓温手掌重兵,流言又使得皇帝失去了底层军民的支持,假如一定要较真的话,说不定晋王朝立即就要掀起内战,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因此,褚蒜子才看了一半就不愿再看下去,径自拿笔批复:“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默许了更换皇帝的请求。

  说来好笑,在等待褚蒜子批复的时间里,等在宫外的桓温却是汗流满面、胆战心惊,见于颜色。他敢于统率千军万马,敢于诽谤皇帝、敢于蔑视群臣,却在与一个连面都没有露的中年妇人决定翻牌的时候吓得神魂不定。

  当褚蒜子同意更换皇帝的诏书送出宫门的时候,桓温这才大喜,立即召集百官,颁布了这道太后令:“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籓。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三十岁的司马奕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单衣,在大臣们无奈的注视下凄惶地坐着牛车离开了皇宫,做了六年皇帝的他被废为东海王,丞相司马昱成为新帝即晋简文帝。

  简文帝司马昱是晋明帝司马睿的小儿子,这时他年已五旬,论辈份更是褚蒜子的夫家伯父。不过他只是桓温精心选中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当皇帝之前他可能还敢在桓温面前吱一声儿,等到当上了皇帝,他就只有在桓温面前抹眼泪水儿这一项本事了。

  林妹妹抹泪的结果是夭折,司马昱抹泪的结果来得更快,担惊受怕的哭包皇帝才当了八个月,就一命归西。

  由于司马昱实在死得太快,以至于他死时桓温还身在外地,他逼帝禅让的大计更还没来得及着手办理。所以留在京城内的官员们如愿地劝谏成功,简文帝留下了立自己儿子司马曜为继承人——即孝武帝的遗诏,仅仅让桓温当“诸葛亮、王导”的角色。

  得知消息的桓温大怒,然而木已成舟,他也已是花甲之年没有了年青时的冲劲,所以造反夺位的事情他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七月,六十二岁的桓温白日见鬼,病入膏盲,不久便死在了安徽当涂驻地。他虽有六个儿子,但是临终时选定自己的弟弟桓冲继承自己的地位。

  桓温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他的长子次子是二世祖式的人物,本事才干没有多少,野心胆量却是不小,非把桓温几十年打下的基础闯砸了不可;而三子五子忠厚老实,也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材料;四子更绝,是个五谷不分的白痴。最小的儿子桓冲生有异征,但是年纪还太小,因此传位弟弟是最好的选择。

  眼看着正当壮年、跟着哥哥熟谙军政内幕的桓冲掌控了兵权,东晋朝臣们都忐忑不安,唯恐又重蹈覆辙。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书谢安又想到了富于见地和胆识声望的褚蒜子。虽然褚蒜子只是孝武帝的堂嫂,但是非常时期,堂嫂也要垂帘听政了。

  桓温死后的第二个月,谢安率百官上表,请求退隐崇德宫的褚蒜子再次临朝听政。表曰:“王室多故,祸艰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资奇茂,固天诞纵。而春秋尚富,如在谅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应坤厚,宣慈圣善,遭家多艰,临朝亲览。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讴歌流咏,播溢无外。虽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人鬼同心,仰望来苏,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周易》所尚,宁固社稷,大人之任。伏愿陛下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胜忧国喁喁至诚。”

  收到奏章之后,褚蒜子作了这样的批复:“王室不幸,仍有艰屯。览省启事,感增悲叹。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亲览,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岂有所执,辄敬从所启。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

  八月壬子日,五十岁的褚蒜子再次垂帘,开始了她的第三次临朝听政。国中大事,均以“皇太后诏令”颁布施行。

  这也是褚蒜子的最后一次临朝听政。三年后,桓冲履行了自己对兄长的承诺,将爵位给了守孝期满的桓温幼子桓玄。此时的桓玄年仅七岁,褚太后和谢安等众臣成功地将桓温六子的权力官职都予以了削减,局面已经平定。

  宁康三年(公元374年)八月,褚蒜子为孝武帝举行了婚礼;太元元年(公元376)正月,褚太后又为他举行了冠礼。

  在局势平定、少年皇帝已经长成的情况下,冠礼举行的同时,褚蒜子颁布了她的最后一道“皇太后诏令”:“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

  从此,她深居内宫显阳殿,总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太元九年(公元384)六月癸丑朔,六十一岁的褚蒜子病逝,与晋康帝合葬崇平陵。作为一个人,褚蒜子是不幸的,然而作为后妃她却非常幸运,就连拥有她的晋王朝也是幸运的。可惜的是她身为女子,只能几度垂帘而不能连续地执政,以至于出现了几次青年皇帝开倒车的事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东晋王朝能够有另外一番兴旺局面。   


两晋王朝的“另类”幸运后妃们之一:晋元帝司马睿夫人郑阿春

  郑阿春的祖籍是河南荥阳,她出生在一个士族冠缨人家,祖父曾是山东临济县令,父亲则曾任安丰太守,母亲也出身衣冠士族的濮阳吴家。然而不幸的是父亲早逝,郑家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女儿。

  这时正是晋怀帝永嘉年间,作为长姐的郑阿春只得与渤海一个姓田的男子成婚,以便支撑门户。但是祸不单行,婚后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丈夫就死了,郑阿春小小年纪便成了寡妇。无奈,她只得变卖家产,带着年幼的儿子、母亲和三个妹妹举家搬迁,到濮阳去投靠舅舅。

  永嘉六年(公元312),36岁的琅玡王司马睿元配王妃虞孟母病逝。司马睿非常宠爱虞妃,因此对于虞妃生前妒忌的府中姬妾都自动疏远,虽然姬妾们生下了儿子,他也不愿意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继任王妃,而是决定另聘夫人主持家事。

  经过一番比较,司马睿选定了濮阳士族吴氏的女子,也就是郑阿春舅父的女儿吴小姐。不用说,吴家对于女儿能嫁给亲王兼丞相的英俊青年,是一片欢欣鼓舞。

  就在等待吉日行聘下定的时候,却发生了变化。

  郑阿春做为过来人,又是表姐,自然此时不免受舅父舅母之托,与吴小姐朝夕为伴,对她讲述一些如何为人之妻的闺中私语。有一天,表姐妹俩又相偕游园,不妨被司马睿的部属看见了。

  这部属多少有点热心过头之嫌,他在听了姐妹俩的对话、看了姐妹俩的一些举止之后,便跑去向司马睿进言:“您准备迎娶的那位吴小姐,虽然年青漂亮,但是为人气度和举止,比她的表姐郑氏差远了,郑氏虽然是个寡妇,但是她才是值得您娶的女人啊。”

  司马睿听了亲信部属的建议,立即改变了主意。

  于是,送到吴家的聘礼,就变成了给吴家外甥女郑阿春的了。

  舅舅一家目瞪口呆自不必说,郑阿春自己也万万没有料到亲王丞相居然会放着待字少女不娶,而看上自己这个带着儿子的寡妇。然而司马睿主意已定,郑阿春就此成了琅琊王的继弦妻子,随着丈夫来到了建康城(南京)。

  几年后,西晋愍帝被刘聪杀死,得到消息后,南奔的高官士族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拥戴司马睿做了皇帝,也就是东晋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元帝。

  司马睿当上皇帝之后,追封早死的元配妻子虞孟母为“元敬皇后”,将继弦妻子郑阿春封为“夫人”。虽然郑阿春没有成为皇后,但是后宫以她为尊,司马睿要求包括太子在内的儿女都要以嫡母之礼侍奉她,服从她的命令。

  虽然很得宠,但是郑阿春仍然常常面带愁容。司马睿非常奇怪,便询问原因。郑阿春回答道:“我有三个妹妹,大妹妹已经嫁给了长沙王褒,次妹幼妹至今仍未婚配,只怕是因为我这个姐姐如今为人之妾,于士族名声有影响,所以别人就不来求婚了。”

  司马睿明白原因之后,立即就命令散骑常侍刘隗道:“郑夫人的两个妹妹未婚,你去为她们寻觅匹配的男子,不能有失身份。”

  刘隗奉了这么一道圣旨,大出意外,于是便让自己的侄儿刘佣娶郑三妹,让汉中旧族李氏娶郑小妹。

  在两个小姨子出嫁之后,司马睿又将大姨子的丈夫王褒召入朝中,封了一个尚书郎的官职给他,作为进一步的补偿以安慰未能封后的郑阿春。

  郑阿春为司马睿生下了二子一女:琅琊悼王、简文帝司马昱、寻阳公主。

  永昌元年(公元322),四十六岁的晋元帝司马睿去世,长子司马绍继位,他封自己的继母郑阿春为“建平国夫人”、生母荀宫人为“建安君”。

  四年后,郑阿春病逝。

  郑阿春的次子司马昱成年后被封为会稽王,上表朝廷请求尊礼生母,当时的太后褚蒜子遂追赠郑阿春为“会稽太妃”。后来司马昱又被立为晋简文帝。简文帝在位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追封生母,只得在临终时封次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领会稽国,承担祭祀祖母之职。

  郑阿春的孙子司马曜称帝,他追封祖母为“简文太后”,诏曰:“会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诞载圣明,光延于晋。先帝追尊圣善,朝议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遗旨,依《阳秋》二汉孝怀皇帝故事,上太妃尊号曰简文太后。”

  由于简文郑太后闺名“春”,此后的东晋朝野为了避讳,便改《春秋》为《阳秋》,名士们的“皮里春秋”之道,也因此改称“皮里阳秋”。   


两晋王朝的“另类”幸运后妃之二:孝武帝之母李陵容

  古代中国的男子,在男女情事上一般都是很占便宜的,既可娶妻又可纳妾。既考虑到门第是否旺夫,家教才德是否贤淑(娶妻的标准);又照顾到情色需要(纳妾的标准),实在是左右逢源,舒服啊舒服。尤其是皇帝,后宫动辄上千上万。在这方面,女子一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在两性关系上都属于被迫从属的地位。

  但是在东晋,却出现过完全相反的情况。

  晋元帝的儿子司马昱,在司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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