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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称谓是何时提出的（1）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前后历时两年。那么，“长征”的称谓是何时提出的？
对此，许多著作记述说，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从起始之日，便被称为“红军长征”。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曾谈到红军长征的起始问题。他说：
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对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李维汉回忆说：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李维汉：《回忆长征》，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另外，据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红军长征简史》记载，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有两次战略性的先遣行动，这就是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然后才是长征的开始。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该军团是1933年7月由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闽赣军区部队合编的，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委（后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下辖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分别由周建屏、粟裕、黄理贵任师长。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将红七军团改编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围剿”，以便实行战略转移。
然而，由于红军战略大转移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正如秦邦宪于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所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3页。张闻天也曾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8页。并且片面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06页。因此，决定红军战略大转移，“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8页。所以，红七军团对于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并不清楚。对此粟裕回忆说：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在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而红军六军团，是中共浙赣省委于193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湘鄂赣红十六军、湘赣红八军、湘鄂赣红十八军合编组成的。三个军依次编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师，分别由高永生、萧克、严图阁任师长，温锦惠、蔡会文、徐洪任政委。最初未成立军团领导机关，由红十七师师长萧克统一指挥。1934年8月，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任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江西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洲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这是习惯称呼。因为1931年3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326～327页。
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前导，为中央红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命令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围困西征，去湘西与红三军团（即原红二军团）会合，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军委总部。对此，李达是这样回忆的：
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六军团在受命于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李达：《寻找贺龙同志——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1卷，第73～74页。
上述情况说明，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虽然都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并且实际上承担了先遣队的任务，但因为不知道中央的真正战略意图，所以，均被称为“突围转移”或“突围西征”。
1934年9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决定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9月13日发布了《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
9月29日，《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了由张闻天署名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这篇文章所论述的内容，实际是当时红一方面军要突围西征，准备离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与政治命令》。
10月9日，中央发布《野战军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
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
12月12日，中央领导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问题时，做出了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的决策。
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问题。19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做了改变，决定继续北上。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胜利地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渡过了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战略决定。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22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41页。据考查，这是最早使用“长征”这个提法。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才有“长征”的提法。
1935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其中写道：“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
9月12日，中共中央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这样写道：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
在此决定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