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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一切愤怒的眼光也都跟随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里说，“他要挨骂了！”他的腿战栗得越发厉害，几乎又要跪下去。可是队长忽然笑起来，温和的问他说： “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能过？” “能的，队长！”差半车麦秸从腰里抽出来他的小烟袋，送到队长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们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队长也笑得连连的打着喷嚏。可是差半麦秸自己却不笑。他搔了搔头皮，顺便用手往脖子里一摸，摸出来一个虱子，又用指头捻了一下，送到嘴里“格崩”一声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车麦秸拖到没人的地方，悄悄的问他为什么每夜要把灯亮熄掉。他的脸色红了起来，一边微笑着，一边吞屯吐吐的咕哝说： “香油贵得要命呐，比往年… ”他忽然搔了一下脖子，“点着灯我睡不惯。呵，你抽袋烟吧？” 可是集团生活对于他渐渐的习惯了。他开始胆壮起来，对同志们的生活也会提出来不满的见解。他懂得很多北方土匪的黑话，比如他把路叫做“条子”，把河叫做“带子”，把鸡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炉子”。他批评同志们说： “有许多话说出口来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讳。你们在做铁路工人的时候马虎一点不要紧，现在是在玩枪呐，于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们有时也故意的说几句黑话，大部分的时候却同他抬杠，向他解释着我们是革命的游击队，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说土匪的黑话。差半车麦秸虽然心里不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俺是庄稼人，俺不懂新规矩呐！”于是他就沉思起来。 “喂，”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应该称别人做‘同志’呐！” 他微笑着，摇摇头，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争辩说： “二哥，咱山东人叫‘二哥’是尊称呐。” “可是咱们是革命队伍呐！”我说，“革命军人都应该按着革命的称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规矩！”他不满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 “同志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意思。”我给他解释说，“你想，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齐心齐力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甚么？” “对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们就怕心不齐！” 在晚上出发的时候，差半车麦秸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声音叫道：“同志！”随即又羞涩的，象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 “同志，”一忽儿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一下，“我们要去摸鬼子吗？” 我点点头：“你怕么？” “不，”他说，“俺打过土匪… ” 我同他膀靠膀的走着，听见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厉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了起来。 “喂，你撒谎！”我小声叫道：“我听见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来慌窘的样子，把小烟袋滴溜溜的轮转着，喃喃的说： “我一点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汉！以前打土匪也是这样子，才出发时总是心跳呀，腿战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啦。二哥，乡下人就怕官呐… ” 约摸离敌人住的村庄有三四里远的光景，我们在一座小坟园里停下了。队长征求两个同志自告奋勇走在前边探路，其余的大部分跟在后面，一小部分绕到村子后面埋伏。出乎我意外的，差半车麦秸忽然从队长面前站了起来，抢着说： “队长，我‘条子’熟，让我先进村子去！” 片刻间，全队的同志都茫然了。队长愣征了一忽儿，左颊上的黑毛动了几动，怀疑的问道： “你是说要做探子吗？”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呐。” 有人在队长的背后咕哝道：“他不行，别让他坏事吧！”可是队长立刻不再迟疑的对差半车麦秸说： “好吧，可是你得特别小心！”他又扭过脸来命令我说：“你得跟他一道去，千万不要大意了！” 差半车麦秸拖着我象猴子似的跳出坟园，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些悄声的埋怨。我听见是队长的声音说道： “不碍事的，他粗中有细。” 我们走到离敌人的村子有一箭远近，便爬在地上，凭着星光向前边仔细的察看一忽儿，又侧着耳朵仔细的听一听。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差半车麦秸附着我的耳朵说： “鬼子们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 他把鞋子从脚上脱掉，插在腰里，弯着腰向村里走去。我非常替他担心，往前爬了十来步，伏在一株柳树的下面，把停机钮弄开，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约模有二十分钟光景，还不见差半车麦秸出来，我心里非常的焦急，一直向前边爬去。在一座车棚前边，我发现了一个晃动的黑色影子，并且有一种东西拉在地上的微声。我的心口象马蹄般的狂跳起来。我把枪口瞄准了黑影子，用一种低而严厉的调子喝问： “谁？” “是我呀，同志！”是差半车麦秸的声音回答。“鬼子们早就跑光啦，咱们是白来一趟！” 一个箭步跳到他的眼前去，我不放心的问： “全村子都看过了？” “家家里都看过啦，连一根人毛也找不到。” “你为甚么不早咳嗽一声呢？” “我，我… ”差半车麦秸用膀子尖诌媚的贴着我的膀子尖，吞屯吐吐的说，“俺家里还少一根牛绳哩，拿回去一根碍事么？俺以前打土匪的时候拿老百姓一点东西都不算事的。”随即他把牛绳头举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来。 “放下！”我命令说：“队长看见要枪毙作了！” 差半车麦秸眼光失望的看看我，迟疑着把围在腰里的牛绳解下来。我大声的咳嗽三声，村周围立刻有几道电光划破了黑暗，同志们从四下里跑进村来。 “二哥，”差半车麦秸用一种恐怖的，将要哭泣的低声说，“你看，我把牛绳放下啦！… ”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车麦秸一步不离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象一个打破茶盅等待着母亲责罚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车麦秸的不安，就悄声的告他说我决不向队长报告。他轻轻的叹息一声，把小烟袋塞到我的手里。我一边抽卷烟，一边问他： “你知道我们为甚么不能拿着百姓的东西？”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呐，”他含糊的回答说。 又沉默一忽儿，差半车麦秸忽然擤了一把鼻涕，用一种感慨的声调问我： “同志，干革命就得不到一点好处么？” “革命是为着自己也为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释说。“革命是要自己受点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呐。我们要能把鬼子打跑，几千万人都能够过安生日子，咱们不也一样能得到好处吗？” “自然呐，千千万万人能过好日子，咱们也… ” “到那时咱们也就有好日子过了。以后咱们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能够伸直腰儿走路的了。” “我说呢，革命同志不敬神… 不敬神也能当菩萨呐！”于是他又快活的笑了起来。 从此他越发的活泼起来，工作得非常紧张，为挂念女人和孩子而苦闷的时候也不多了。他开始跟着我学习认字，每天认会一个字。不幸刚认会了三十个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枪伤了。 一个月色苍茫的夜晚，我们二十个游击队员奉派去破坏铁道。敌人驻扎在高铁道只有三里远的村子里。我们并没有带地雷，也没有带新的武器，只凭着我们的力气去打算把铁轨掘毁两三根，然后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的兵车。我们尽可能小心的进行工作，谁知终于没法使铁轨不“钢朗”的响了起来。这响声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远处飞去，立刻引回来几响比这更清脆，更尖锐的枪声，从我们的头上急速的掠过，惊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来。 “卧倒！” 分队长的口令刚刚发出，敌人的机关枪就哒哒的响了起来。枪弹有时落在我们的背后，有时在我们的前面划了一道弧线，沿弧线飞腾着尘土的烟雾。机关枪响了十来分钟便忽然止住。铁轨微微的战抖着，敌人的一辆铁甲车开来了… 分队长原是胶济路工程工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他连二赶三的把五六个炸弹绑在一块儿，放到铁轨下面去，跟着发了一道命令：“快跑！”我们象飞一般地离开了铁道，躲到一座小坟园里，静静的伏在地上。差半车麦秸若无其事的拿出来他的小烟袋，预备往嘴里塞去，给分队长用枪托照他屁股上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进腰里了。他带着不满意的口气向我咕哝说： “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 猛的象打了个霹雷似的，铁轨下的炸弹爆裂了。敌人的铁甲车带着一些灰尘，弹烟，破片，从地上狂跳起来，倒进路旁的矮树丛里… “好！”二十个人的声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 跟着，片刻间，一切寂静。 跟着寂静而来的是同志们的欢乐的谩骂，和迅速的，简短的，几乎不为同志们注意的，从分队长嘴里发出来的命令。在这些纷乱的声音中，有一道低哑而悲凉的歌声： “有寡人出京来… ” 我们跳出了小坟园，向铁道跑去。就在这时候，敌人的机关枪比先前更凶猛的响了起来。差半车麦秸在我的面前正跑着，叫了声“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们并不去管他，只顾拚命的前进。我们还没有达到铁道线，敌人的马蹄声已经分明的从左右临近了。于是我们只好开始退却… 我跑过差半车麦秸的身边，看见他拚命的向着马蹄响处射击。我说，“挂彩了么？能跑不能跑？”“腿上呐，”他说。“我留下换他们几个吧… ”我不管他的反抗挣扎，把他背起来就跑，有时跌了一跤，有时滚下沟里… 枪声，马蹄声，背上的负担，仿佛对于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队里，才发现差半车麦秸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弹，他已经昏迷不醒啦。我们把他救醒过来，知道枪弹并没有射进致命的地方，便决定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去医治。当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时候，他的热度高得怕人，嘴里不住的说着胡话： “嗒嗒！咧咧！黄牛呀… 嗒嗒… ”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写于武汉旅次
提示 姚雪垠（1910－），原名姚冠三，河南省邓县姚营村人。30年代开始文学生涯，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人性的恢复》，中长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金千里》）、《长夜》、《李自成》等。 《差半车麦秸》写于1938年4月，同年5月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小说描写了一个名叫王哑吧，外号叫“差半车麦秸”的落后农民，参加游击队后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游击队员的过程。参加游击队前，他憨厚、质朴、善良，但愚昧落后，懵懂无知，有着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观念和习气。参加游击队后，在集体斗争生活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使他从昏睡中觉醒并奋起抗争，成为一名勇敢干练的革命战士。王哑吧这个形象的塑造，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这个形象表现了我国广大农民对乡土的热恋，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展示了蕴藏在“老中国儿女”子孙们身上的无穷无尽的反抗侵略者的强大的潜力。说明在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