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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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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    
    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如此卖力地参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面对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为国民党文宣大将的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陈立夫哀叹道:“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1)

    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中。因为他们知道,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    
    开始,二陈在教育界还没有任何势力,陈果夫便极力要求恢复以前所办的党政训练所,使之成为正规学校,在教育界占一席之地。还在南京政府刚成立时,陈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国民党党政两方面人才都缺乏为由,要求恢复以前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办成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政人才为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蒋介石也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立即指令当局执行。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于南京,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并确定了小组讨论、军事训练、课外活动、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四种教育形式。小组讨论,即学习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等政治术;军事训练,即将学生军事化组织起来,实行严格军事纪律和军人训练;课外活动即在校内组织各种活动团体,从事组织与领导的训练;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即让学生分赴南京附近各乡镇,实地从事组织民众的工作见习。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274名学员毕业了。这批学生由陈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机关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的党务工作。对这批学生,陈果夫是十分满意的。他在为这期毕业生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组织。”他认为,他的中央党务学校已经可以和黄埔并驾齐驱了。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这就确定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的施政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党务人才的缺乏更加严峻地摆在国民党面前。为了更好地培养训政人才,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4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二陈兄弟都担任了校务委员,陈果夫后来成为教育长,实际上仍是陈果夫总揽大权。“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学部录取新生67人。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讲了很多。他说,在中国“旧思想最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生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说,要用国民党的思想去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兄弟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陈立夫更是迫切,他说: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学运领导小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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