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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强硬调出。这是陈果夫清除共产党的重要手段，他到组织部后不久，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在部机关会议上宣布，将共产党员杨某、骆某强行调出，且不由分辩，当即生效。同时，将国民党员段锡朋、王乐平、曾养甫、赖琏等人拉入组织部，顶替杨某与骆某的工作。这一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当即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的反对，何香凝直接找到陈果夫，严词质问，陈果夫无言以对，但他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的做法。
其二是软拉硬挤。陈果夫对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采取拉拢的办法，希望这些人放弃共产党的立场，跟着他走，但这一着并不奏效，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决不愿跟着他干损害人民和革命的事。于是，陈果夫变换了另一手法，寻找各种借口对这些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和惩罚，同时对一些毫无成绩的国民党员则无休止地进行表扬和奖励，企图以此形成强烈反差，挤走共产党人。陈果夫这种恶劣的行为，当即受到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强烈反对，杨义正词严地质问陈果夫：“你怎么随便破坏部里制订的章则，罚功赏罪呢？”陈果夫拒不接受，依然如此，果然，在事务组工作的两名共产党员被气走。杨匏安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将陈果夫经常表扬的一位姓莫的国民党员调出组织部，一时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但陈果夫有蒋介石做他的后台，继续采取软拉硬挤的办法，将共产党人排挤出组织部。
其三是迫其辞职。陈果夫对一些有能力又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员，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就是不分配他们的工作，不让他们开会，使他们无所事事，最后自动辞职。如当时有位姓谭的共产党员，专司民众组织工作，他工作十分负责，成绩突出，在组织部内很有影响，陈果夫几次开会都不通知他，而将他的工作另外分配给别人，结果，这位共产党人只好辞职，陈果夫求之不得，马上安排其亲信曾养甫继任。
第二部分整理党务（2）
陈果夫在清除共产党人的同时，将右派国民党员大量安插到组织部来，如曾养甫、郑异、萧铮等，都给以重用，甚至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的亲信吴倚沧，也被陈果夫拉到组织部担任秘书职务，负责秘密工作，并称赞他是个人才。这样，一批国民党右派人物集结在一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他曾十分得意地说：“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中清党，是国民党新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重要进攻，也是陈果夫反共的第一步，这一步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陈独秀的再次退让，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果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
”陈果夫的顽固反共态度和彻底清共办法，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想不到这位商业场上的老手，在政治上也如此干练，因此，对他更加重用。1926年7月1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委任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这次任命确实使陈果夫受到鼓舞，主管组织部，是国民党内多少人企望而不可得的肥缺，想不到蒋介石将如此大的权力授予他，因此，他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陈果夫出任组织部长后，开始具体地实施“整理党务案”，他反共的第二步是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整顿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负责人进行更换，逐步将所有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统统清除出去。在对各级党部进行整顿时，陈果夫采取了重点整顿与一般指导的办法，在国民党内全面展开。
重点整顿，是对广东省党部进行改组，因为广东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陈果夫表面上搞所谓民主选举，实际上在暗中操纵，将三倍于执监委员的候选名单“推荐”给大会，并私下收买选票。结果，新选出来的广东省党部仅只保留了刘尔崧、彭湃、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其余均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对其他地方，陈果夫则采取视察与指导的办法。他将一些极端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人物陆续派到各地担任指导工作，整理党务。如将段锡朋、郑异派往江西，萧铮、王宇春、葛武派往浙江，陈希豪派往上海。有些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当时没有派人去，但陈果夫都分别电令这些地方的党部派人到广州来听候指示，然后回去照此行事。还有些省市，陈果夫认为共产党力量太大，怕派人指导无济于事，便干脆将这些地方的党部强行改组，换上忠于蒋陈的国民党员。
如贵州省党部改组后，即派张道藩前去主持；北京执行部改组后，即派吴铸人、童冠贤等人前往主持；绥远省党部改组后，即派纪亮等人前去主持；福建省党部改组后，即派丁超五前去主持等。每当这些人员出发上任时，陈果夫都亲自接见，进行训话，要他们抵达任所后，尽快将共产党人从各级党部驱除，切实负起“救党”责任。这些人到地方后，与当地反动军官、民团，地主勾结起来，压迫民众，解散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对各级党部人员进行考核，排挤共产党人，逐步改变地方国民党的领导成分。
在整顿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指令各地对国民党员办理重新登记，根据他的旨意，各地均按以下规定办理：（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重新登记。
（二）登记机关指定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三）登记时间为三个月，但海外登记时间由海外党部另行规定之。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这些规定中，陈果夫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第四，第五两条，这两条中特别是第四条，从字面看来，堂而皇之，无可指责，但实际上，陈果夫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遵守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控制党员的所谓纪律。第五条更是赤裸裸地要求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排斥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1926年9月，在陈果夫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还公布了《国民政府党员违背誓言罪条例》，规定“党员图谋反革命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除名党籍”，“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
陈果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但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击了共产党，使共产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对陈果夫的反共行为，多数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陈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员也有人表示不满，如派到浙江的王宇春就参加了共产党，派到西北的郭春涛也随冯玉祥一去不返。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自下而上地发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号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形成了普遍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
第二部分整理党务（3）
但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又一次妥协，完全接受了这些限制，屈从国民党新右派的意志，使陈果夫的反共计划一步步得逞，并成为以后大规模清党运动的先导。
在陈果夫将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主要职务的共产党员驱走之后，国民党本身腐败、无能、缺乏人才等弊病就充分暴露出来，组织发展停滞了，在群众中的威望顿落千丈，官僚作风、军阀作风，贪污现象、腐化行为充斥于各级党部，原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革命气象沉寂下去，这个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国民党当权者面前。
这时，蒋介石新右派还羽毛未丰，他们还不能完全控制国民党，而且，北洋军阀还没有搞掉，他们必须有自己的人才。陈果夫对这一问题考虑得比较深刻，他认为清除共产党后，必须充实国民党的力量，而要充实国民党的力量，必须花力气培养新的人才。基于这一想法，他提出了开办“党政训练所”，以培养国民党各级党政干部的建议，他不辞劳苦，昼思夜想，亲自拟定了《党政训练所设置办法》，提请国民党中央核准。陈果夫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嘉许，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并任命他为党政训练所所长。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陈果夫更是卖力地进行张罗，他对校址的选择、师资的配备、学生的招考等方面都亲自过问，十分仔细。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党政训练所”终于开学了。第一期招收学员100多人，大都是经过陈果夫精心挑选而来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陈果夫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学生学习、生活全部实行军事化行动，所学课程也是陈果夫亲自选定，内容多为蒋介石等人的讲话、国民党的党义和章程等。陈果夫还嫌不够，时常亲临训练所给学生讲课，他踌躇满志，一心要把这100多人培养成国民党中的骨干。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由于共产党人的细致工作，不到一个月，党政训练所学生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大部分学生开始趋向进步、趋向革命。一些学生白天听陈果夫的课，晚上就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学习共产党人写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反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甚至还有少数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陈果夫发现这种情况后，气急败坏，他派出一些心腹暗中进行调查，结果，查出12名特别突出的学生，便认准他们是共产党分子，学生中的分化肯定是他们从中作祟。于是，陈果夫毫不犹豫地“以思想行为不检的理由公布开除”，他以为这样一来，学生害怕了，就会循规蹈矩，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事与愿违，陈果夫越是压制，学生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是浓厚，他们照样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照样接近共产党，后来竟发展为学生风潮。事情闹大后，陈果夫干脆撕破脸皮，请广州公安局长李章达派军警前来镇压。李章达为陈果夫旧时的同学，辛亥革命时曾共过患难，开始碍于面子，尚能协助解决。后来，李章达在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影响下，也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不满，转而同情学生。当第二次学生风潮再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