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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源于原则的不同。现代宪法原则，是不能从古代各世界历史民族的政治制度中获益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宪法”观念，是经修正后才为现代所接受的。如我们国家之大，人口之多，就不能采取人民直接参政，只能采取选举代表的间接方法。而所谓“代议制宪法”被我们看做是最好的宪法。此外，主观意志绝对性原则的要点是：“自由”在概念上并不以主观意志和恣意放纵为原则，而是以普遍意志的承认为原则；实现“自由”的过程，就是各因素的自由发展。主观意志只是一种形式的决定。只有理性意志才是能够独立决定、伸展自己的普遍原则，并将相续各因素发展为有机分子。
“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实现”，也是这两个因素的客观统一。我们虽然分开考虑，但二者是有紧密联系的。我们在“自由”的确定形式里，认识“观念”和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精神”。“精神”中的主观和客观方面本身存在一种结合，其形态分别是宗教、艺术和哲学。这三个形态，与国家具有同一的地位。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7）
取得普遍形式，并存在于现实国家中的确定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鼓舞国家的一切特殊事物，如战争、制度等。人类也必须自觉到这种精神和本质，以及自身和精神的统一。关于这种精神的自觉的知识，就是宗教。一个民族将它认为是“真”的东西，定义为“宗教”。因此，上帝观念就构成了一个民族性格的普遍基础。
宗教和政治原则在这方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解释为：世俗存在是暂时的、相对的、没有根据的。只有它的原则获得根据，世俗生存才能有根据。因此，国家是建筑在宗教上的。
人类正确地坚信国家是建立在宗教上的，但分派给宗教的地位，却是国家先行存在，为了维持国家，才不得不把宗教纳入国家，灌输给人民。我们说国家建立在宗教上，意思指国家是从宗教产生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此。因此，宗教的形式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宪法。一个天主教国家的宪法精神，是不同于基督教国家的宪法精神的。
那种宣扬宗教应从国家中消失的奔走呼号，是可怕的。而宗教并非是通过传播和铲除罪恶而产生的，它是自己产生自己的。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另一种和这相反的愚蠢观念，是要脱离宗教来发明和实行各种宪法。没有宗教之处，政治立法的原则与制度就缺少了真实的中心点，不得不停留在抽象和不确定中。
总结上述关于“国家”论述的结果，我们将国家表现在个人间的生动性称为“道德”。国家构成了它的法律、机构、平原、高山、财产等的实体。这种成熟的全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本质、精神。每个个人都属于它，都是它的一个代表，在它之中产生、存在。
一个民族的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决定的精神，而且也依照它的历史发展阶段来决定。因此，这种精神就构成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各种形式的基础与内容。“精神”是一个个性，本质上表现为“上帝”，因此在宗教中受到尊敬而乐于为人接受；在艺术中表现为图画和观察，在哲学中被看做认识与理解的思想。这几种形式和“国家精神”是不可分离地统一的。政治形式只有和“宗教”统一后，才能存在。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民族精神，应该只被看做一个个人。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形态中的，最高的、神圣的、绝对过程的体现。“精神”经过这种发展，才获得它的真理和自觉。这些阶段的形态，就是世界历史上的各种“民族精神”。
我们明确了“精神”的抽象本性，实现的各种手段，以及在有限生存中实现自己所采取的形态“国家”。现在要讲的是：
（丙）——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自然界中，变化无论怎样繁杂，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太阳下没有新的东西”。只有在“精神”领域的变化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这表明人类使命与自然事物使命是截然不同的。人类使命中，存在一种所有变化都归于它的稳定特性。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变化能力，一种达到更完善的能力，达到“尽善尽美性”的冲动。这个原则将变化本身归纳为一个法则。它没有目的，没有目标，也没有用来衡量那些变化的标准，它努力达到的更完美的东西，完全是不确定的。
发展原则所包含的更广泛的原则是，有个内在的决定，一个本身存在，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这个决定就是“精神”，世界历史是它的舞台、财产和实现的场合。“精神”是万物绝对的决定者，不受偶然事物摆布。“精神”只发展它本身存在的东西，实现自己的潜在地位。这种发展方式是直接的，不受反对和阻挡的。意识和意志是“精神”从使命到现实的媒介。它们的使命受“精神”鼓舞，因而有无限的力量和吸引力。精神是与自己斗争着的，它自己就是它不得不克服的可怕障碍。“精神”将自己要达到的自我“观念”遮蔽起来。
精神的发展，是一种非己所愿的、反对自己的过程。它发展的目的，就是“精神”，依照它的本质、依照“概念”的精神。这是发展的基本对象和主要原则。在世界历史上很多重要时期中，这种发展被中断。而在此后的时期，又须从头开始。我们同时也看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关于发展的形式上和不确定的见解，不能指明两种发展形式哪个优越，也不能使先前发展时代的没落对象可以理解，因此只能把进步看做外在的偶然。发展是唯一相关的，因此这些优越就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8）
“自由”的意识是世界历史进程体现的原则。第一个阶段是“精神”沉没在“自然”中；第二个阶段是它进展到了自由意识；第三个阶段是这个仍然特殊的自由形式提升到了纯粹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本质的自我意识和感觉。
“精神”从无限可能性开始，只有在它的完满实现里，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和目标。存在中不完美的东西，应被看做联系或包含着完美的东西的。因此，可能性是指某种应当实现的东西。不完美的东西就是一个矛盾，这个存在的矛盾不断被扬弃和解决了。精神生活本身的冲动，就是达到意识的光明，达到自己。
一般认为，“精神”历史的开端，必须按照它的概念来理解。一些人主张，在原始“天然状态”中，自由和正义是以完美方式存在的。这种观点只是理论反省的朦胧状态。另外一种主张是，历史上的假定出于历史事实和更高级的证明。但这样的理想早已被神学家发挥过了。“神的真理”也被想象为同样地明显。有人暗示，人类在最初状态中，就有一种无限深远和扩大的、由上帝启示的宗教真理。这个理论认为，所有宗教最初的历史都始于这种知识，而且它们还造就了无限荒谬、邪恶，以致亵渎了最初的“真理”。对于神的那种认识状态，对于其他科学知识状态，以及对于世界历史开端的认识，这一切都只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假设。即使我们拿正确的历史概念来对照这些假设独断、主观的起源，也不能得到这些认识的历史根据。
哲学研究所采取的一贯而有价值的唯一方法，是在现有事物状态中，将自己体现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合理性”，当做研究历史的出发点。“精神”的无机存在，它的“优越”本身，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自然的也是宗教的道德，就是家庭的孝悌。家庭从“历史”开端所经历的那个过程被排斥出来。当精神“统一”超出感情和性爱的范围，开始达到人格意识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暗淡的中心，其中的“自然”和“精神”都不是明白、公开的；只有经过一番工作后，这个中心才能使“自然”和“精神”成为明白、公开的。只有自觉意识才是公开的东西，上帝只是它的启示。“自由”只是“公理”、“法律”这样普遍实体的理解与要求，以及适合它们的“国家”的产生。
各民族在实现这个使命以前，或许经历了漫长的、无国家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在某些方面出现文化。这段史前时期不在我们研究范围内，不论这个时期后是否有真正的历史，或这些民族是否形成了国家组织。近20年来，关于梵语及欧洲语言和梵语联系的发现，是伟大的，揭示出日耳曼民族和印度民族的联系。相隔如此远的民族间的语言却有联系。前面得出的结论是，亚洲是个中心，各民族都是从这里扩散出去的；确定无疑的是，那些原来相联系的事物，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这些广泛的事件，是先于历史的，不属于历史范围的。
德语中，历史这个名词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指“发生的事情”本身和“发生的事情的历史”。我们必须假定，历史记载和历史行动、事变同时出现。家庭与部落的平淡事件，是不值得记忆的，而重大事变却会引起“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的注意。但国家，要首先呈现出一种不但适合历史记述，而且是在自己发展过程中产生这类历史的内容。一个逐渐稳定的、发展成国家的社会，要求政府颁布正式的诰谕和法律，而非单纯满足当前需要的命令。这就产生了记录理智的、本身确定的，其结果持久的行为和事变的兴趣。为了“国家”形式和结构的长远利益，“记忆女神”赋予这一切永久性。但一个政体表面上法律和风俗的存在，是个“不完全的现在”。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是不能彻底了解的。
各民族的史前时期，因为没有主观的历史记述和历史编年，也就缺少客观的历史。只有对“法律”有自觉的国家中，才有清醒的行为，也才能有在对这些行为的自觉，这种自觉才会产生保存这些行为的能力与需要。使我们震惊的是，印度这样一个富于精神和思想成果的地方，却没有历史。与此相对，中国拥有能够回溯到远古时代的历史。在印度，组织动力正要形成社会分化的时候，立即就僵死在纯属按自然本性划分的“阶层”中。在印度的生活和政治制度中，是不存在道德因素的。天然的区别将一切固定了，社会联系自然也是狂暴情绪的体现，没有进展到任何最终目的。“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因此便找不到对象了。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9）
上面所述的，是历史的各种必要条件。因此尽管有社会纠纷、战争、革命与灭亡这样广大的过程，但并没有发生“历史”。另外，那个有声音语言的帝国，尽管扩大和发展了自己的联系，但它本身只是一种无人注意的进展。语言学的功能说明：在使用语言的各民族处于不发达状态时，各种语言已经有高度发展了。人类理智以其创造性和完全性达到了这个理论境界。当社会与国家文明发展以后，人类理智的完全性遭到耗损，语言因此变得贫乏和粗陋。语言是理论智力的外在表现。不借助语言的回忆和想象活动，是直接表现。但理论行动及其发展，与它相连的事实，仍然停留在无声的过去。语言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仅仅在它们与“国家”接触或开始形成国家组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