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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物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普遍“观念”。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时代所需要的和正合时宜的东西。“世界历史人物”的行动和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这些伟人以确立志向来满足自己。历史上向前进展的“精神”，是所有个人内在的灵魂。这种不自觉的“内在性”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他们周围的大众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这些世界历史个人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们的人生是辛苦劳碌的，并没有得到安逸和享受，如亚历山大遇刺，拿破仑被流放。因此现代人说，在位的帝王一般都是不快乐的。
这些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主导并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非纯粹的幻想。这种观点排除了将所有行动归之于心，使所有行动都具有主观形态的“心理学”看法。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希腊，后又东征亚细亚。因此就有人说他有不健全的征服欲，其行动源于这种征服欲，他的功名就是他受征服欲支配的证明。这些心理学家总喜欢研究伟大人物的个人特性。这正如歌德所说的“仆人眼中无英雄”，“但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只是因为仆人不是仆人”。仆人只看到了英雄们平常人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伟大的一面。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5）
热情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原则的展开，是不可分离的。普遍事物是特殊事物的否定所产生的结果。特殊事物间的斗争，造成彼此的损失。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这危险的对立与斗争当中。它驱使热情为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中发展了自己的存在，热情受到损失、遭到祸患，这可以称为“理性的狡计”：“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个人的热情来承受这种后果。
我们可以接受作为手段的个人抱负与热情被泯灭。但人性中的道德、伦理、宗教虔诚不能这样地被看做是隶属的。个人的需要与利益，有被无限满足的权利。即使自然界之物被用做手段时，也必须具有与目的相通的东西。自然物尚且如此，那完全表面意义上的人类，绝非“理性”目的的工具。个人在实现这“目的”的过程中，不但借此满足个人利益，也参与到理性“目的”本身之中。人类自身具有“理性”。“理性”的活动和自觉理论称为“自由”。个人在其范围之内，是要对道德败坏和宗教衰微负责任的。
当我们考察善行、道德与宗教在历史上的命运时，不要陷入善人命薄、恶人命好的陈说。这些人所谓幸运或不幸，不能看做世界合理秩序中的主要因素。对于世界生存的宏伟目标，个人不应要求快乐或幸福，而应在世界目的下推进公正目标的实现与保障。人们对现状不满足，表面上要求满足的并非私利，而是“理性”、“正义”、“自由”。他们以这种名义，不仅表示不满，而且公然反抗了。这种假借“理性的绝对目的”而要求各种权利，就算做绝对目的。这些“理想”被冷酷的现实击碎的话，他们就并不适于此处。个人为自己所拟定的理想，不能成为普遍现实的法则，这正如世界法则并非为个人拟定一样。我们的“理想”指“理性”的、“善”的、“真”的理想。“真正的善”、“普遍的理性”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强有力的、能够实现自己的原则。这种“善”、“理性”的最具体的体现，就是上帝。上帝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就是上帝计划的付诸实现。符合这个计划所发生的所有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凡是不符合的，就是消极的、无价值的。“理性”就是要领悟上帝的神圣工作。各种宗教、伦理、道德和社会状态的没落，本质是无限的；但受偶然影响，它们采取有限的方式。“世界历史”不为外在和暂时的变化侵扰，这是普遍真理。“世界精神”的要求高于一切特殊要求。
上述为“世界精神”实现其“观念”的手段。简言之，这个实现过程包括很多个人的活动，“理性”是它们存在的实质。当我们将它们与“理性”紧密连接，并认为它们参与“理性”要求的生存方式时，我们的研究就变得困难了。
（3）因此，第三点应当分析，这些手段要实现什么目的？即这个目的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什么？要完成一个主观目的，还需考虑材料因素。实现“理性最终目的”的基本手段，是人类的欲望和需要。我们考虑过的主观的意志，在现实中就是伟大的世界历史的热情。它也有一种实体的生活，将本质事物作为生存目的。这个本质事物就是主观“意志”与合理“意志”的结合，它是道德的“全体”——国家。国家是一种现实形式，个人在其中拥有自由，只要个人相信、承受“全体”共有的东西。
主观的意志即热情，推动人们的行动和促成目标实现。“观念”是内在的，国家是现实的道德生活，是普遍“意志”与个人意志的“统一”，就是“道德”。各种道德法则，本质上是合理的。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承认人们实践与本质上主要的东西。国家是“自由”的实现，是绝对的最终目的的实现，是为自己存在的。国家的精神现实性就是，它“合理的本质”面临着自觉的客观存在。“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观念”。在国家中，历史对象有了更确定的形式，“自由”获得了客观性。当国家形成一种共同存在，人类主观意志服从法律的时候，“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就消失了。实体的“合理的”东西，就是必然的。当我们承认它是法律，并将其作为实体来服从，我们就是自由的。客观意志与主观意志于是互相调和，从而形成一个纯粹同一的全体。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6）
很多现代理论中的“国家观念”错误百出。我们只想举出几种与我们的历史目的有特殊关系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与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实现的原则，正好相反。这个观点认为，人类天性是自由的；但在社会、国家之中，人类是被迫加入的，这种天然自由不得不被限制。人类天性上是自由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并非错误的。这假定了在“天然状态”中，人类拥有他们的天然权利，得以无约束地行使和享有他们的自由。
作为原始和天然“观念”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相反，要经过知识与意志的训练，才能获得自由。天然状态，无非是放纵、野蛮、无法驯服的冲动状态，不人道的行为与情感状态。社会与国家产生的限制，是针对兽性和原始本能的。这种限制，才是实现合理与自由意识和意志的手段。个人的冲动、欲望、热情，是对“自由”的约束；相反，这种限制才是解放的条件。社会与国家是“自由”实现的状态。
第二个错误则是违反了由道德关系发展为法律形式的原则。在家长制关系中，道德和心灵因素满足了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也只有同道德和心灵因素联系，才能被执行。作为家长制基础的家族关系，发展到道德的最初形式，接着是国家道德这种第二形式。家长制作为一种过渡，家族在其中已经发展到了种族或民族的地位，其中的团结也并非因为爱与信赖，而是一种服务关系。家庭内各成员的共同目的，是满足生活需要，在对外交往中获取利益和子女的发展。这种成为实体存在的“家庭精神”，无异于国家的“民族精神”。国家应高度重视家庭关系中的孝悌。因为国家中的道德公民，就是由孝悌塑造的。
我们已经考察了“自由”的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如果将“自由”解释为国家内所有人都同意的国家安排，那这只是考虑了主观因素。按照这个原则，法律没有所有人同意，就不能生效。为了避免这个困难，因此遵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自由的名义而要求争得每个人的同意，是虚伪的。
如果尊重个人意志的原则，被当做政治自由的唯一基础，国家的行动需经全体国民同意，那么就没有宪法可言了。国家是抽象的，只有在其公民中才有现实性。现实国家的生存，必须寄托于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国家必须有宪法才能有生命和现实性，但这就导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宪法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拟定：将人民的服从和统治者的独断，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论多么重要的措施，都必须由多数或全体人民决定和决议。宪法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哪种宪法是最好的宪法，即国家权力应如何安排、组织，才能稳妥地达到目的。关于这种目的可以有很多观点，可以是人民安乐的生活，也可以是普遍的幸福。从“宪法理想”中，可以看到这种目的。这种理想可分为君主教育的理想或贵族的理想，其讨论的要点是政治领袖人物的状况。又这种理想但没有考虑政治组织的具体方案。最好宪法的研究者，似乎认为只要是最好宪法这样的理论研究结果，便可以付诸实施。
当今民族国家宪法，并不以自由的选择为根据。理论上，一般认为共和政体是唯一公正和真实的政体。这种观点的拥护者知道，这种宪法虽好，却并不能在一切环境中实现。他们认为，人类之为人类，就必须满足于较少的自由。在当前情形和人民道德水平下，他们竟然将君主政体看做是最有益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具体地考虑一个民族或国家。我们在后面将阐明，一个民族所采取的宪法，是同它的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相联系的。国家是个体的总合，不能取其中的重要方面，如国家宪法，予以单独考虑和决定。
国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的意志，即使在野蛮国家中也是如此。“观念”是普遍与特殊的结合，其表现就是国家。真正独立国家的发展历程如下：它们从家长制或军事王权开始；特殊性在这个王权上，延伸为贵族和民主政体。最后，这些特殊性又受制于一个单独权力，君主政体。不过，那些特殊性在君主政体外，还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必须区分清楚第一和第二王国。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其中出现的宪法正好适合于民族精神。
宪法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合理东西的自我发展，也即一个民族政治状况的自我发展。“国家”就是合理的、客观自觉的、为自己而存在的自由。因为合理的自由在一种客观形式中，实现并认识了它自己。
“国家”是人类意志与其“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观念”。历史形态的变迁，是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各世界历史民族所采取的宪法，并非一个普遍的政治基础，而是它们特有的。同类宪法的差别，源于原则的不同。现代宪法原则，是不能从古代各世界历史民族的政治制度中获益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