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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代骗术文化透视（1）（图）
二 文化透视
仔细审视上述种种骗术，可以使人从一个特殊视角体会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命运乖戾的残酷现实。 外患与内战的交织，传统与近代的碰撞，革命与反革命的搏击，历史机遇的垂青与道德良知的沦丧……在客观上为各种人物的登场、表演与谢幕营造了特定的时代氛围。一方面，近代社会新旧交替，先进战胜落后；另一方面，旧的甚至反动的东西对抗新的甚至是进步的事物，屡败屡退，屡败屡战，因而近代中国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一方面是新文化欣欣向荣，另一方面反动的落后的文化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活跃于一时一地。骗子文化就是例证。 首先，骗子的存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嘲弄。 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诚信相标榜，对骗子及其骗术采取的是鲜明的批判态度。仁义之道与骗术无缘，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规范严格划清了正邪畛域。 从学理上讲，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人物——圣贤，是丝毫没有痞子气、市侩味的，也绝对不会沾染骗子习性。 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从春秋战国开始，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敏感地意识到，礼制的崩溃和道德的失范注定是社会前进的代价。但是，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偏执地要为社会上的芸芸众生确立一系列的规范。与此同时，也总是有人肆意践踏这些在学理上无比正确。无比崇高而又为社会所公认的规范，骗子就是这种人。 骗子的行为是极端自私、无耻、下流的行为，毫无道义上的依据。骗子的道德座右铭就是谋财骗人。这个骗子可能是文盲、半文盲，抑或是文化人，但他本身的知识涵养并不能说明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的欺骗行为都是对文化的嘲弄，都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 每当历史演进到一个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利益的重组，都会让骗子张牙舞爪、大显身手。近代中国正是在西方的炮口轰鸣声中开始痛苦的转轨的，人心不古、世道迷茫、国运凄楚，社会秩序的破碎为骗子丛生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也是传统文化饱受煎熬、进行自我调整的艰难时期，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使传统文化面临选择。但学术界似乎遗忘了：在社会底层，在民间生活中，还有一股势力在瓦解着传统文化的信仰大厦，这股势力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骗子。 传统文化绝非尽善尽美，但它是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嘱托，是这个民族奋发向前的根基。否定传统文化就是放弃新生的希望，其结果只能是毁弃前程，而且也会使今天的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讲，骗子的横行以及骗术的泛滥只能作负面的评价。 其次，骗子大行其道，是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的榜样，如骗子之流，对人们的引诱尤其是对青少年的腐蚀，应该说不可低估。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骗子不劳而获的形，对那些慵懒成性、贪图小利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更为恶劣的是，骗子的存在容易酿成投机取巧的市侩心态，人们不思进取、不务正业、嫌弃劳动、追求贪欲，社会风气日益蚀坏，其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社会舆论一再谴责欺诈行为，但是报章对骗术的披露，却从另外一个方面诱导人们斗胆尝试一回，在客观上起到不良影响。鉴于此，笔者大声疾呼：本书所有关于骗术的评介，只是对近代中国社会史料的一种复述和诠释，旨在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读者诸君切不可学之、习之！否则，危害社会风气之罪责，你我皆不可推卸。
第三章 近代骗术文化透视（2）
再次，骗子的泛滥，不利于商业道德的树立。 商业以诚信为本，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但是，近代中国大量的诈骗都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 商业诈骗之所以成为骗子非常热衷的门道，就是因为商业与金钱的关系十分密切。货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是货币最重要的两大职能。 贪婪和私欲是商业诈骗的心理基础，拜金主义是骗子的人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无商不奸”的道德评判，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当然，正直守法、讲求信誉的商家也大量存在。必须预防和制止各种形式的商业欺骗，否则，消费者将遭受损失，商业道德也惨遭践踏，骗子则逍遥法外、其乐无穷。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儒商文化应该是商业道德基石。反观近代中国，骗子之手遮挡了儒商的身影。这种文化遗存，对于前进中的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新规范与新的价值尺度，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最后，骗子的猖獗，是对法制的蔑视。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大声呼吁“师夷长技”，法制观念渐入人心。但是，现实世界却是法制不力、有法不依。骗子的泛滥成灾，各种骗术竞相登场，都说明近代中国远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倘若立法严明、执法刚正不阿，则一切社会蛀虫都会自行消亡，至少不敢轻举妄动。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中西交汇的转折时期，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司法队伍滥竽充数，加上政治腐败、局势动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哪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所谓法制建设？ 因此，各种骗子大行其道，公然蔑视法律，贪婪骗取钱财，普通百姓的人身财产权利丝毫得不到保障。 纵观中国历史，近代恐怕是骗子最多的时期，黑骗、丐骗、正骗、色骗、假骗、装骗、诈骗、神骗、肉骗、串骗、拐骗、赌骗等等，令人眼花缭乱，惊讶无比。 骗子的猖獗，既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现象，它说明既要实现近代社会的转换与跃迁，又要进行文化近代化的整合，后者十分必要十分紧迫，不可小看。确立科学的文化观念、社会道德体系与行为规范，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遏制如魔闹世的骗子文化，大有裨益。
第四章 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骗子的思维方式
人是社会变革的主体，社会实 践具有无限丰富多彩的品格。社会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自于实践主体的多样性和能动性。一般说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着社会实践的生动面貌。骗子，他是社会主体中的一个类别，他有不同于其他人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惟其如此，才为我们研究骗子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特性提供了依据。 一 骗子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因此，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同人们的认识活动密切相关。人们为了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总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加工、控制和转换外来的信息，便于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思维程序、规则和方法。一旦这些规定性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它就成为实践主体所普遍遵循的理性模式，从而形成特定历史时代的思维方式。 一定的思维方式，一旦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它就会被赋予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并能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世世代代地影响人们的思维、行动及其生活。因此，一定的思维方式不仅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而且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总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说，一旦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同一定的主体实践结合以后，它就具有不易改变的特性和传承性。 骗子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一种职业，在社会活动中经常地反映出他定型化的思维方式。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模糊性思维方式 模糊性思维是思维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及其性态的不清晰性、不确定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亦即思维中关于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相互过渡时所表现出来的“既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的思维状态。在社会实践中，思维主体对于思维客体的量的规定或质的规定不甚明晰，既此既彼，亦此亦彼，往往没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