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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财政问题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亩收税。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帝国末路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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