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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这才如梦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将石碑火速砸毁，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参与著史的文人。
八 崔浩之死（2）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从灭佛以来，他就跟崔浩结了怨，这次崔浩获罪，他本该高兴，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员高允却是他的恩师，他赶紧把高允接到东宫，吩咐他说：“明天随我去见皇上，假若皇上问你啥，你就顺着我的意思答话，听明白了么？”
高允一头雾水，问太子：“为了什么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细说，只回答：“去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领着高允来到宫中，向拓跋焘禀告：“中书侍郎高允在儿臣宫中，相处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虽然与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责都是崔浩的，恳请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焘点点头，召见高允，一见面就问他：“《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吧？”
高允依实回答：“《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记》是微臣与崔浩合写，不过崔浩管的多，只抓总体的事务。至于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于崔浩。”
拓跋焘大怒，对拓跋晃说：“怎么搞的，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重，叫我如何饶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说这个高允怎么不长脑子，不听我言，忙解释说：“高允小臣，初见父皇天威，语无伦次。儿臣刚刚还问他来着，他说全是崔浩干的。”
拓跋焘转脸问高允：“太子说的，可是实情？”
高允答道：“微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子是因为微臣侍讲日久，同情我的遭遇，想要救我一命而已。其实他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焘倒吸一口冷气，居然还有这样的大臣，感叹道：“果真耿直啊！世上少有人能为之，而高允竟能做到！死到临头，还能面不改色不说假话，此乃信；身为大臣，而能坚持真理不欺君，此乃贞。既信又贞，让人佩服，好吧，我就赦免他了。”
拓跋焘又派人把崔浩召来质问，崔浩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拓跋焘就叫高允起草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并且诛杀与著述国史相关的官员。
高允接旨，却一直迟疑不写诏书。拓跋焘催了又催，最后高允要求见过皇上，然后动笔。拓跋焘就召他进宫，高允奏道：“微臣实在不知道崔浩还犯有何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国史的事触犯了皇族先世，不为尊者讳言，也不至于判死罪啊。”
拓跋焘一听，这是什么话，当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就要杀他。旁边拓跋晃吓坏了，一再劝说。拓跋焘才慢慢消了气，想想高允也没说错，就给高允松绑，把他放了，感叹道：“要没有此人，朕恐怕要杀数千人呢！”
事后拓跋晃责备高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替你求情，你怎么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这事，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答道：“所谓历史，就是要如实记载帝王的举止，以为后来者鉴，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事，将来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时，这样的写史笔法，也能使君主们有所顾忌，言行谨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确有罪，但书中写到朝廷起居、国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体，并无过错。我与崔浩一同编书，自当同生共死，不能独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尽；但若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可做不出来。”拓跋晃为之动容，从此更将高允带在身边，咨以要事。
高允侥幸不死，拓跋焘还是没有放过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诏书，族诛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以及与之联姻的卢、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员则只杀本人。崔浩为拓跋氏君主谋划一生，到头来化作南柯一梦。行刑当日，七十高龄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路上卫士们都爬到他的头顶，一边说着侮辱的言语，一边朝着他的脑袋撒尿，呼声不绝于耳。这位才干见识不亚于诸葛孔明的谋臣，下场竟如此凄惨，让人扼腕。
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北魏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拓跋焘后来也为自己一时的暴虐行径后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九 南北狼烟再起（1）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纵横十六国》），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南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那次北伐失败（参见《元嘉之治》）后，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和北方的邻居在战场上过招了。宋文帝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之二十年来的治世局面，异己权臣一个个都被他消灭，让他颇为得意，以前的失败归因于年轻不懂事、考虑不周到，可以通通忽略不计，现在正值有为之年，所以要好好做几件功劳可以盖过历史上那些明君英主的大事。盖吴起事的那次，他就有了想法，苦于那时没把北伐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不充分，才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这回北魏的军队首先出动，他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领下令：“如果魏军兵少，就各自坚守；如果兵多，就带上老百姓，一起退到淮南的寿阳。”
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部队，呼啦啦来了十几万。宋国边境线上侦察的卫兵情报搜集工作极为不力，前线各城发现魏军时，双方距离已经相当近了。南顿（今河南项城西）、颖川（今河南禹县）的太守收到情报，惊恐万分，立即弃城撤退。
魏军长驱直入，便杀到了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驻守在悬瓠的是行汝南太守（行即为代理，行使的意思）陈宪，魏军还未入境时，他被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到这里。时间紧迫，陈宪来不及撤退，也没收罗多少兵士，整座城中只有区区不到一千人。拓跋焘的大军很快就将悬瓠城团团围住。
魏军数量百倍于城内守兵，拓跋焘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陈宪人虽少，斗志却很高，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攻城魏兵。魏军在城外四周修筑高楼，对着城里疯狂射箭。城里的士兵想了个办法，一人拿一块门板，要行路取水时就背在身上，魏军的乱箭竟也没起多大作用。拓跋焘又下令改用冲车，冲车顶上装个大钩，专门拖拽城墙，悬瓠的南城很快就要坍塌了。陈宪也有对策，又在里头再修一道内墙，外面又竖立木栅栏，全力阻挡，冲车这一招又失灵了。魏军只好仗着人多，死命攻城，宋军在陈宪的号召下奋勇苦战，以一当百，攻城的魏兵完全没辙，尸首越堆越高，到最后，后头上来的魏兵直接踩着前头人堆积的尸山，就能冲到城头与宋兵短兵相接，战况无比惨烈。
悬瓠城对于守兵生死攸关，而对于攻势不止的对手而言只是一座可有可无的城池。拓跋焘的战略方针不明确，十万大军被几百个人拖在淮北，损失上万。宋国这边则赢得充分时间，两路救兵分别从彭城、寿阳出发，一路往汝阳，一路往悬瓠。彭城的一路由武陵王刘骏负责，把北魏前来掠民的拓跋仁打了个措手不及，辎重被烧，军队失散。不过拓跋仁也算精明，很快就探清楚宋军后继不足，回师反击，将宋军打得大乱，得了不少马匹和武器。
寿阳的一路则由南平内史臧质和安蛮司马刘康祖统领，拓跋焘的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领兵阻击，被宋军斩杀。北魏两边都没捞到好处，拓跋焘无奈对手下部众说：“淮南那边看来是来了大部队了，弄不好还会有奇兵，再不退兵怕是要中了敌人的诡计！”一摆手，撤军。
这场防御战很意外地没有大的损失，宋文帝本已膨胀的信心大大增强。前线情报工作的滞后、接触战的劣势等一系列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都被悬瓠的这场一对一百的守城战的光芒所遮掩。偏巧这个时候拓跋焘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让人送来了一封挑衅意味很浓的书信。
拓跋焘这封信，被全文收录在《宋书》的《索虏传》中，《魏书》的《岛夷传》则不见收录，我猜测可能原因有二：一、书信的内容可能不为魏国史官所记载；二、从北魏一方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十分体面、值得大书特书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丢脸的。而对于敌国刘宋而言，这样的言辞正好能够显现北魏皇帝的傲慢、狂妄、外强中干，用来鼓舞本国军民的士气，大约再合适不过了。
拓跋焘一开篇就指责刘义隆大搞间谍战，还侮辱战俘（可惜那时候不能开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品位太低。所谓“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接着他便质问刘义隆支援联络北魏国内的“恐怖活动头头”盖吴，是搞“国家恐怖主义”：你这家伙如果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自己来取我的国土，却总是用钱财引诱我国边民，这可是偷鸡摸狗的行径！我如今才得了你多少土地，哪里比得上你得到的边民数量多？（这就是胡搅蛮缠了，天下者，有德之人取之。老百姓自然是愿意去富庶繁荣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得到更多人民的拥护，总比战争手段要来得代价小，也要长久一些。拓跋焘一生戎马，没能好好坐下来思考治世的政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经济手段对于国家昌盛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