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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快感以及权力——生殖器的这三个意义中，唯独第一个持久地受到主流话语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以生殖为目的的性交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对快感的敌视，使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微的技术：贞操带、家庭，甚至国家，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性规训和惩戒的装置。并非家庭和国家就是美德的化身，而是它们共同在担负一项使命：让身体尽可能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从而满足国家、家庭这种经济联合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如果是一个契约，那这契约的内容也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享乐。
但石油工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让身体的劳动力价值逐渐减弱，快感被重新呼唤，仿佛它是GDP的发动机。资本逻辑像符咒一样征服了每个身体和头脑，“自我”的边界被重新敲定：我就是我的财富。支配关系不是消除了，而是变得更加精妙——一切时髦词汇只有置于性政治的显微镜下才能得到理解：女权主义，男权主义，性别，消费，全球化，复制，标准化……肉体上的阉割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终止了，但精神上的自阉才刚刚开始，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谁都离不开钱。钱让所有人在支配与被支配的牢笼中互相需要并仇视着。
第一章：语词解释：阉
作为名词的阉：阉人
阉人作为我们的他者，从来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虽然置身于舞台的中心，但他们并不享有表演的自主权。他们的形象是被观众生产出来的——他们被注视，被谈论，被记述，被揣摩，并最终在一种颇具恶意的机制下，被批量地生产：他们各有名姓，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自私、贪婪、残酷，甚至性变态。
在不断的注视中，阉人获得了“物”的品性：被使用，从不为自己辩解。正是因了这样的好处，他们才被观众持续地需要：从他们的不完整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完整，正如白人从黑人的“黑”中看到自己的“白”一样。“完整”和“白”被我们先期设定为第一性的，“不完整”和“黑”作为“完整”和“白”的他者，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它们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完整”和“白”无法自己确证自己——作为一个叙述范畴，它永远无法自足（强大的拿破仑仍然需要一个孱弱的罗马教皇来为自己加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阉人是我们需求下的产物（更绝对地讲，他们是某种叙述策略的产物）：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治武功鼓掌，同时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失误承担责任——他们处于被叙述的悲惨位置，只能任我们宰割，跟他们命运相似的，还有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比如褒姒，貂禅，还有西施。
在此，我并不想掉入一种相对主义的话语陷阱，我的意思是，阉人作为一个群体，仍然能被我们认识——这种客观性的保障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阉人首先表征一种生理特征，其次表征一个职业群体：这两者构型了他们。这容易明白，生殖器的缺失（第一性征）让他们具有了明显的女子气（第二性征）：喉结变小，声音尖细刺耳 ；没有胡须；皮下
脂肪增多，身体臃肿，肌肉松软，缺乏弹性；下身部位有恶臭。对于这些特征的产生，唯一通行而老生常谈的解释是生理学专家们给出的：睾丸切割后，性腺分泌被抑制——而胡须、喉结等男人的表征物，显然是由雄性性腺来维持的。而下身部位的恶臭，显然是因为创口长期得不到清理所致——阉割，本来是为了摧毁生殖能力，但排尿能力显然同时也被部分地破坏了，这导致了污物的累积。
任何对于阉人的描述，都及不上唐甄 先生的生花妙笔：
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瘿，如魌；盘然，（左鼻右及，需造字）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左九右页，造字），非男；无髯，非媪；虽少美如玉，索无生气，不似人面也。其声似童，不颖；似女，不媚；似哑，成声；似狸，成语，不似人声也。煦煦爱人，亦复毒人；悯之则流涕如雨，恶之则斩杀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见之无不憎者……彼奴何物也！
我们仍然需要在“下身恶臭”这个特征上做一停留。这种不体面的气味还有一个可以想见的来源：大小便失禁。大小便失禁对于阉人来讲，几乎是一种职业病，这不难想象：作为具有生杀权的天子的随侍，任何疏忽大意都会招来杀头之祸，所以凡事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持续一生的惊恐完全可以摧毁所有正常的生理机能。尽管这样，“随侍天子”，仍然被当做最为荣耀的事情——对于普通阉人，他们压根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们的日常工作具有明显的“
公务员”性质：负责洒扫，提供饮食，传送文书，守护财物，掌管宫门……日复一日，永无休止。这种简单、惯常、重复的劳作让人绝望（跟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样）。在这种绝望背景下，阉人的业余生活也多少带点绝望气息（虽然也不乏小小的快乐）：“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安。又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低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帮凑饮啖，所谈笑者皆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后纷争，小则骂打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唤骂，力求胜之资。然易得和解，磕几个头，流过几点泪，即欢畅如初也。”
作为动词的阉：阉割（1）
马三爷拉着李富贵进了后院的屋子，屋子里暗暗的，地倒扫得干净，中间摆着很大的一张床，坐着几个人，见马三爷他们进来，都站起来，马三爷让人点亮了一盏灯，随后对一个干瘦的人说：“你先给他摸裆。”那个干瘦的人应了一声，走到李富贵面前，喝道：“站直身子，腿叉开。”李富贵惊恐地照做了，他接着说：“小子，忍着点。”说完伸出右手，把食指，中指，拇指一撮，朝李富贵裆下捏去，李富贵觉得裆下一阵剧痛，大叫了一声，冒了一头的汗，干瘦的人骂了一声，转身说：“三爷，裆浅，可以啦。”
马三爷点点头，说：“小子，你运气，今儿我马三爷当刀匠儿，你少受点儿罪。”李富贵蹲在地上，一句话也不敢说。
马三爷拿过四把刀子，摆在李富贵面前，说：“照老规矩，我这四把刀子，这叫同心镰，这叫方便铲，这叫挨着掉，这叫没痛痒，小子，你想要什么，选一把。”
李富贵打了个冷战，颤抖着说：“三爷，我……”
马三爷等了一会，拿起一把刀子，说：“那我替你选了，就这把方便铲。”
李富贵说：“不，我不要。”
马三爷冷笑着说：“小子，由不得你了，伙计们，开始。”
几人答应一声，过来拉起蹲在地上的李富贵，利索地脱了他的衣服，把他架在那张大床上，李富贵想大声喊叫，马三爷厉声喝道：“不许叫。”这时李富贵才看见房梁上掉着一个轱辘，拖着一根细细的线，马三爷熟练地用那根细线拴住他下身那玩意儿，几个人按住他的手脚，马三爷拿着刀，说道：“小子，这可是你自愿的。”
李富贵像是突然明白了他要干什么，挣扎着喊叫着说：“不，三爷，不。”
马三爷眼一瞪，牙一咬，喝道：“小子，你绝子绝孙可和我没关系。”
说着手一挥，呼的一刀下去，众人大喊一声，一股鲜血只喷出来，喷了马三爷满脸，李富贵只觉眼前一黑，大叫了一声“妈呀”，头往后一仰，昏死过去。
这段来自南琛小说《太监》中的情景，把我们带回到那样一段历史中——在那段历史里，穷人求告无门，只好将子弟阉割，送到宫中去，图个温饱。由于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马三爷这种专靠阉人为生的职业群体诞生了 。他们大多世代为业，对阉割技术的传承功不可没。虽然麻醉技术很早就被用于手术，但由于阉割的私密性，医疗技术并未施惠于它：阉割是人为的，并不能纳入疗救话语体系。何况，在更多的时候，阉割是一种代死之刑，所以彻底逃离了人道主义的注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想象一下阉割的场面，都让人毛骨悚然。
在没有麻药 抑制痛觉的情况下，减少疼痛的唯一方法是提高手术速度——这容易理解，也正是那么多阉割世家都以“快刀刘”“快刀王”为自己的金字招牌的原因。从技术层面上讲，“快”有两个含意：一是刀快，二是手快。马三爷分别呼自己的四种刀为“同心镰”、“方便铲”、“挨着掉”、“没痛痒”，也都突出了一个字：快。而阉割时，“手一挥，呼的一刀下去，众人大喊一声，一股鲜血只喷出来，喷了马三爷满脸”，也突出了一个字：快。前者是刀快，后者是手快，刀快加手快，才能让受阉者“一下”昏死过去，而不是“两下”：稳，准，狠，是阉割的要诀。
因为阉割同时破坏了受阉人的排泄机能，所以导尿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讲，阉割并不会切除输尿管，只是让它变短了一些，但在创口愈合的过程中，输尿管极有可能被闭拢。在这个问题上，有经验的阉割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一刀割下生殖器的同时，迅速将一根蜡针 插入输尿管；等创口愈合时，再拔出蜡针，那时尿液喷薄而出，便证明手术完全成功。但在创口愈合期间，因为无法排尿，所以进水受到严格限制。
还有止血。虽然缺乏优良的止血药物，但所幸我们有草木灰 ——这种天然的止血良方，曾经被我们广泛应用：阉割，生育，月经，等等。
还要防止伤寒：刀具加身的他们，在大创后身体虚弱，所以需呆在一个温暖的、密不透风的暗室里，我们叫它“蚕室”（养蚕的房子皆蓄火以防风寒） 。
消毒 显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为阉割的高死亡率提供了一种解释：伤口感染而死。
作为形容词的阉：狗儒主义
我们从未放弃对精神施行阉割术的企图——虽然相对身体而言，有时它显得那么善意、舒缓、甚至温情——各种对精神的规训，都有一个良善的动机：保持思想的纯洁。这种纯洁如此必要，以致各种达成它的努力从未停止：焚书坑儒，举孝廉，科举制，文字狱，文化革命，职称考核制度。这种努力催生了一种生产机制：狗儒主义被生产了出来。他们（狗儒主义者）遍布中国历史的肌体上，使这个老大帝国鲜有慷慨悲歌之事：绝对精神从未真正建立起来——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让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