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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交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湖南依靠全省
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到二年 （1909年到1910年）筑成了长沙到株州
间的110里的铁路。就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争回粤汉铁路商办的翌
年，清政府忽然宣布“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并命令湖广总督
张之洞立即着手办理。不久，又命令已调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兼领粤汉铁路
督办，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路，张之洞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
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的绅商学
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到1911年5
月9日，清政府公然发布“上谕”，宣布：“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
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并威胁“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
抗，即照违制论”。接着，一面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
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一面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杀气腾腾地南
下强行接收商办铁路。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而在斗争中表现最激烈、最坚决的当属四川民众。川汉铁路是西南的主
要运输干线，地位特别重要，更使得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清政府宣布铁路国
有后，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和端方即于6月1日联名要求本属商办的川
汉铁路公司的所有款项全部换成国家铁路股票。消息传出，舆论大哗。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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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集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咨议局的议长
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接着派员分赴各地
组织成立分会。这一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10天之内四川各地均成
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会员达10万余人。
保路同志会一成立，即开始了保路斗争。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决定罢
市、罢课，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当时的报纸称：“千里内外，府县乡镇，
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成都将军一份奏折则称：“通省扰动，
兼顾实难。事势之危，间不容缓。”9月份，全省又开展了抗粮抗捐斗争，
部分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暴动。
面对来势汹涌的反抗怒潮，清政府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迅速加以严厉镇
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接着枪杀了
数十名前来请愿的群众，并发布了戒严令。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绅士把运动
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这一来，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了。就在当天中午，
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那些被拘捕的人，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
杀死了30多人。从此，全川人民纷纷拿起武器。
血腥屠杀唤醒了人民。全川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同盟会员龙鸣剑制成“水
电报”将成都血案及时通报了各地，并联络会党组成了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和王无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革命政府。
为了镇压四川革命风暴，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调来了三位总督级大员，即
先命端方率领湖北军队从速西上救援，接着又加派两广总督岑春煊和赵尔丰
“剿抚兼施”。为此，共调动了湖南、湖北、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六省
军队。
保路运动特别是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先生和资
产阶级革命党人始终密切注视着四川的局势。孙中山早就预言：“扬子江流
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因此不
断地派遣人员到四川从事革命活动。四川保路斗争开始后，黄兴、朱执信就
急电孙中山“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使革命党
人中存在的“已灰之心复燃”。湖北革命党人趁机“急得起义”，请黄兴“回
鄂省主持军务”；湖南革命党人则与军队“计划加紧发难办法”。就在端方
率领部分鄂军西去不久，湖北方面趁着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之机打响了武昌
起义的枪声……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历来都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十分重视
的地区。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这里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团体，如科学补习所、
文学社、共进会等。这些革命团体在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造成革
命声势、发动士兵、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湖北新军中士兵
的争取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中的标、
营、队等基层组织中都有了革命党人的代表，新军中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
了革命组织。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湖北革命党人确信必须在长江中游
的湖北举行起义。保路运动兴起后，全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大有箭在弦上
一触即发之势。湖北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极大鼓舞。为了加强革命
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大革命团体决定抛弃前嫌联合
起来共同行动。其实，共进会起源于同盟会，文学社也赞成同盟会纲领，他
们本来就有携起手来的基础。1911年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举行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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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联席会议，就湖北的革命形势、组织问题、军事部署、革命经费等作了
广泛的讨论，并决定派居正等人去上海同盟会总部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
等来武汉担负领导责任。但遗憾的是此时黄兴还在香港，一时无法到达武昌，
宋教仁也没有即时赶到武昌，谭人凤虽抱病同居正前往，但到武昌时起义已
爆发了3天（10月13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9
月24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60余人参加，他
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
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孙武被推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
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会议最后结束时，
大会主席孙武说：“我们大家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
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开展工作。
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8月15日，（即中秋节，公历10月
6日——引者注）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
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会后，根据大会决定，在汉口宝善里成立了政治筹
备处，制作起义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小朝街成立了军事指挥部。
黄兴在香港得知湖北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认为“似较粤为善”，建议“如
此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
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8月15日中秋节，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8月20
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湖北当局加强了戒备。于是，立即召开
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官以上的联席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不
放假，子弹全部收缴，楚望台军械库加强警戒。武汉城内立刻布满了恐怖气
氛。同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
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
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制造炸弹。刘公的
弟弟由于不慎将香烟灰落在了炸药上，引起爆炸。顿时浓烟大作，救火声呼
成一片，沙俄巡捕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了炸药和来不及转移的供起义用的旗
帜、袖章、文告、印信等，还发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孙武立即命人将这一
意外事故的发生通知了武昌的军事指挥部，建议立即行动。接到汉口失事的
报告后，武昌军事指挥部经讨论一致同意马上举事，并立即起草了起义通知，
包括：10月9日夜12时城内外同时起事；左臂系白布为起义队伍标志；工
程营抢占弹药库；炮兵占据楚望台和蛇山轰击督署和藩署等等。至晚10时，
即已向各军营通知完毕。
湖广总督瑞徵接到俄国总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震惊，立即采取行动。
清军于是夜 （9日）突袭了武昌军事指挥部，逮捕了军事筹备员彭楚藩、刘
尧徵、杨洪胜等人。瑞徵立即组织军法会审，这三人在受审时，坚贞不屈，
于是官方于次日 （10日）5时枪杀了彭、刘、杨三人。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
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中和变节者的口供中
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北总督瑞徵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
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
先后被捕的有30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
徵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
营的军官负责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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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革命的形势已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但是，虽然起义指挥机关被破
坏，孙武被炸药炸伤，蒋翊武在逃，刘公隐蔽起来，起义处在“群龙无首”
的状态，但由于起义准备工作一直在继续中，加上革命党有长期的活动影响
和新军士兵的高度觉悟，起义的枪声终于在10月10日夜由工程第八营打响
了。
工程第八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早在9月就已接到了起义爆发后首先占
领楚望台的命令。汉口失事后，该营共进会代表熊秉坤于 10月 9日下午5
时又接到军事指挥部的命令：“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
听炮声，必须即行占领。”但由于这天夜里没有听到炮声，所以没能行动。
直到次日夜，在镇压了阻挠起义的反动军官后，几十人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
向楚望台，在守卫士兵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接着占领了楚望台。随
后，各营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也纷纷起义。在革命士兵的英勇血战下，总
督衙门、藩库等机关纷纷被攻陷。瑞徵狼狈逃窜。到11日上午，武昌城已全
部为革命军所占领，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同日，汉阳起义亦取得胜利。12
日，汉口也取得了起义胜利。至此，武汉三镇已全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这
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也叫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在湖北各地和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积
极的响应。湖北的黄州、汉川、宜昌、荆州等地纷纷举行起义宣告脱离清政
府的统治而独立。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