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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为日本战犯翻案的主张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1988年5月被免职。他不但不知悔过，而且活动更猖狂，并在同年7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应该是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够消除我的责任。’”“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文章里，奥野诚亮完全不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反而颠倒是非，把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鼓吹得天花乱坠，竟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
6．“右翼”当权（5）
1998年5月间，日本还正式上映一部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影片，更把二战中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塑造成“自尊自爱”的英雄，是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受害者。
然而，百般粉饰抹不掉鲜血写成的历史，任凭日本右翼势力如何辩解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战犯永远是战犯。
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战争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日本右翼政客为侵略战争罪行开脱的言行恰恰是忽略了这种国际公约的规范。其言论反映出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丝毫没有犯罪感，没有人类道义感，没有历史责任感。日本政要的谬论，其言可诛，其心可怖。日本右翼政客对战争法的刻意曲解和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是在反复试探中国和其他亚洲二战受害国的承受底线。它实际上是有预谋地、逐渐地寻求对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和准则的一种突破。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膨胀，无论是对日本国内还是对东亚地区，都是一个不祥预兆。日本戳痛的是历史的神经，破坏的则可能是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说，美国对日本的做法，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公开反应，但可以预料，一旦日本右翼势力搅乱东亚合作前景，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一是因为这与美国在东亚利益密切相关，二是日本如果搅局过度，谁也不敢保证日本会不会习惯性地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至有一天去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 改史———日政府为右翼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开放绿灯
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4月5日下午公布了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竟然被文部科学省认定合格。
这本新历史教科书与2001年通过的教科书相比，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提法更加露骨。该教科书污蔑说，中国人“由于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过激的特点，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活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激烈”。由于“共产党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因此中日战争是“由共产党挑唆引起的”。卢沟桥事件是由于“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1937年8月在上海也是“两名日本士兵被射杀，以此为契机，日中间的冲突全面扩大”，“发展为以后八年的日中战争”。似乎日本在战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和被迫的，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中国。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有3 500多万人伤亡，其中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就达30多万。对此该教科书却只字未提，反而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而且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是日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的‘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争论。”它甚至还妄言台湾地区一直“在中国统治之外”，中国从没有对台湾地区行使过主权。
此书一出立即遭到中国和韩国等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任意歪曲历史、遭到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的教科书，却冠冕堂皇地被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定为东京都台东区首所初高中连读的公立中学白鸥高中附属初中的历史教科书。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是东京都的政府部门，教委成员从社会各界选定，由东京都知事提名经议会通过。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团体代表说，谁都知道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右翼色彩，他选用的教育委员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据揭露，为了支持采用扶桑出版社的教科书，政府要员和自民党议员河村文部科学大臣、自民党干事长安倍亲自出席为其打气。安倍公然声称“从军慰安妇不是历史事实，上次审定教科书时左的势力对‘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进行压制，剥夺了言论自由”。被石原任命为公务员的横山洋吉却以教育长的身份出席这次集会。在石原慎太郎的授意下，东京都教委对白鸥高中施加影响，并派遣右翼人士担当学校的顾问，东京都教委通过右翼教科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历史教科书成为国际问题其实远不是最近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就想通过审定制度把侵略战争的史实和“侵略”字眼从教科书中删掉。在1982年的审定中，对于在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欲推卸责任。对此，韩国和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本的近现代史与中国、韩国的近现代史有密切的联系，日本如何记述过去的历史，对于中国与韩国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因此，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在审定标准中追加了新的原则，即“在记述与近邻亚洲各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关的问题时，需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再次向着删除或缩小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等方向发展，这是出现上述扶桑社教科书那样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前因。
6．“右翼”当权（6）
众所周知，从日本战败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确有一批正直的日本人，在“一亿国民总忏悔”的口号下发自内心地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他们的努力下，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坦率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1995年8月15日，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的讲话，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而且通过亚洲女性基金会，向150多名原亚洲国家“慰安妇”道歉，并支付了日本国民的赔偿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反对“自虐史观”的右翼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提出修改现行教科书，删除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的内容。日本政府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并拒绝以国家立场向慰安妇谢罪与赔偿。由于政府官员的怂恿与推波助澜，早在1996年12月，冈山县就有30多个民间团体联合提出删除历史教科书有关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内容的陈情书，以后熊本、鹿儿岛、福井县民间组织也纷纷提出类似陈情书。在这股上下一气、共同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中，一小撮右翼学者著书立说，将右翼分子的反动行为系统化与理论化，其呼风唤雨的恶劣表现也令人不齿。
右翼势力力图通过捏造历史，培养战前那样的准备战争的人员，而日本政府对此居然大放绿灯，这给了右翼分子极大的鼓舞。因而，目前日本除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进行歪曲历史活动的组织也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日本会议、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之会、教科书改善联络会议等右翼组织。不仅处于权力中枢的政治家对它们提供政治支持，像三菱、鹿岛、住友等几十家大企业和财团法人也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他们互相勾结，不断向地方议会、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正在形成一个能够渗透到全国的网络，其动向值得警惕。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人士不断发出否认过去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人们或许早已熟悉了他们的前赴后继。过去，任何高官意图修改历史的右翼观点，都会引起舆论大哗，或引咎辞职或被解职。不断地“自我牺牲”之后，情势终于起了变化，现在日本右翼的观点可以被公开、热烈地讨论，而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容忍，至少发表类似言论的高官已不再革职了。
对日本右翼的这种做法，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要保持足够警惕。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使人类社会悲剧不再重演。
◆ 领土之争———日本与邻国外交呈现咄咄逼人之势
二战失败，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放弃传统天皇制，承认大和民族应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相待。但是，日本随着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社会中成为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呼声逐步高涨，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抬头，右翼势力也推波助澜，并欲将其引向褊狭的民族主义歧途。由于战后长期的错误教育引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据《读卖新闻》1982年的舆论调查显示，将侵华战争看作侵略战争者不到1/10。中小学生们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角度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以致使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本多胜一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政府的冷遇，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周围群众“卖国贼”一类的讽刺和谩骂。
时时涌动的褊狭民族主义情绪、难以泯灭的军国主义野心，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真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