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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定洲占领昆明，明朝的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三司官员皆被劫持。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沙定洲又拘禁了在昆明的在籍东阁大学士（隆武朝任命）王锡衮，并以吴兆元、王锡衮的名义给当时的南明隆武政权上疏，奏称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路途迢迢，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里，马上下旨要沙定洲一定擒杀“叛贼”。后来，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实，隆武朝廷不敢深究，只下旨让沐天波等人上书汇报情况，并没有发出讨伐沙定洲的诏旨。这样一来，就变相承认了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权。
大学士王锡衮被软禁在昆明贡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义对隆武帝的疏奏。王先生大恨，矢口痛骂沙定洲为“叛贼”，提笔写下《风节亭恭纪》等文，揭发沙定洲谋反实情。《明史》上讲王锡衮“居数日，竟卒”，看上去好像是病死，其实是被沙定洲派人杀死。这位王大学士是云南禄丰人，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朝当过礼部左侍郎，多次进献忠言，后任吏部尚书，任皇帝的讲筵官。崇祯十六年，王大学士因母亲病死，回乡丁忧。不料想，他离京不久，崇祯帝自缢。情急之下，他到昆明想提兵入闽去赞拥隆武帝，偏遇沙定洲谋反，壮志未酬，惨遭杀害。
云南全境，如今基本处于沙定洲掌握之下。他依循从前沐天波的口吻，自称“总府”，俨以云南王自居。当下之急，沙定洲就是要消灭沐天波本人以及在楚雄的明官杨畏知和少数支持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沙定洲的“云南王”美梦，忽然间被窜至的大西军余部粉碎。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群龙无首，既畏清军，又不能再窜回长江流域与南明军队交手，思来想去，困兽犹斗的心志，只能迫使这支“流贼”军队往重庆方向突围。
南明的曾英所统明军打不过这支“大西”残军，连连败退。在孙可望指挥下，大西军顺利入黔，占领贵州，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仔细“反思”，达成共识，认为他们再也不能像张大王在世时那样杀人抢劫，合击后，他们杀掉仍旧坚守张献忠“凡是不顺我者杀，凡是顺我者亦杀”政策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伪皇后，采取四将军“共和制”，希望另起炉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他劝张献忠：“皇上您汗马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弃蜀奔秦（陕西），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万井无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
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杀！杀！杀！”由此，才引致了大西军后期在蜀地尽歼蜀民的行动。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贵州民贫地瘠，长驻不是耐久之事。众将正痛苦思虑间，天下摔下大馅饼——云南沙定洲“谋反”。来通风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可能奇怪，龙在田是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大西军是明朝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们之间怎么有可能产生联系呢？
原来，中原农民军蜂起时，龙在田曾经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得升为副总兵。大草包熊文灿任“总理”时，龙在田正在他手下，驻兵谷城，曾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处骗取好马，张献忠当时还曾拜龙在田为义父，双方多次饮宴，畅谈乡土风貌，所以，大西军高级将领，与龙在田私人关系很熟，对云南也不陌生。后来，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明朝逮问，龙在田因预事有责也被罢斥回云南。沙定洲作乱，由于龙在田忠于明朝，便兴兵加击。不料，老龙兵败，跑往大理躲避。听说大西军余部占有贵州，他马上派人携密信通知，引导大西军入滇。
两个太阳照南明（13）
再说沐天波。他逃往楚雄后，明朝守将杨畏知劝他去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如此可与楚雄互为犄角，形成协防之势。刚刚布置完毕，沙定洲亲率大军，杀奔楚雄。
杨畏知有智有勇，他紧闭城门，骗沙定洲说：“您如今最想得到的，肯定是沐天波，但他不在楚雄而在永昌，您应该西去追赶。我听说，如今巡抚、巡按等长官已向朝廷申请您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这样一来，您应该先攻下永昌，抓住沐天波。待您凯旋回来路过楚雄，朝中任命肯定下来。到时候，我一定大开城门以礼拜见您。现在，朝命未下，顺逆未分，我不敢开城迎接您。”
沙定洲获沐天波心切，杨畏知话又极有理，他便在城下与杨畏知杀牛盟誓，舍楚雄不攻，分兵攻屠大理、镇南、蒙化等地，自己率军往永昌追沐天波。
杨畏知趁此机会，坚壁清野，发檄四处，做齐了备战功夫。
听说禄永命等人纠集土司兵拥保沐天波，沙定洲心慌，不敢进攻永昌，怕杨畏知断其归路，他就提兵回头猛攻楚雄。
杨畏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坐守坚城，沙定洲屡攻不下，反被守军杀伤不少。打了八个多月，楚雄巍然屹立，仍旧为明军所有。
正是在这个时候，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大西军向云南进发。为了进军顺利，他们先行派出不少间谍，在云南各地散布消息，说沐天波之妻焦氏家族为报仇，组织武装入云南。
这招很灵，特别是云南的汉族士庶，深恨沙定洲这种土酋谋叛，听闻焦氏部队要给老沐家报仇，奔走相告，欢喜雀跃，大西军一路上基本没遇像样的抵抗，在云南连占交水、曲靖等重城。而后，为避免直攻昆明受阻，他们大张旗鼓杀向沙定洲老婆万氏的老窝阿迷州（今云南开远）。
沙定洲上当，急撤楚雄之围，迎堵大西军。草泥关一战，云南土兵打不过大西军，沙定洲率残兵逃往他自己的老家蒙自，并下令手下退出昆明，齐保老巢。
这样一来，昆明就被拱手让给了前来的大西军。1647年四月二十四日，大西军入城。
大开城门之后，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才明白过味来，发现入城的根本不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队伍，而是昔日一直提心吊胆防备的“流贼”张献忠军队。
出乎意料的是，这支一直以杀人闻名的队伍一改常态，竟然严守军纪，不扰民，不抢劫，昆明士民安然如常，都觉得遇到了“人民”的队伍。
孙可望等人占据昆明后，四处发兵，既打沙定洲，也打沐天波。李定国一军连战连捷，已经打到阿迷州福建的临安府（今云南建水），沙定洲吓得要死。大西军正欲进攻阿迷州最后解决掉沙定洲，昆明和晋宁的明朝地方势力忽然闭城拒守。李定国怕腹背受敌，掉头转向，这才给予了沙定洲苟延残喘的机会。
由于沐天波、杨畏知等人在滇西，孙可望不敢轻敌，亲自统兵攻打。禄丰一战，杨畏知不敌大西军，兵败，投水自杀未成。
孙可望与杨畏知同为陕西老乡，久闻其名，下马相拜：“我今来滇地，实为讨贼。如果您能与我共事，我当与您共扶明室，决无他意。”
杨畏知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西“流贼”，真的能帮助恢复明朝？
再三劝说下，杨畏知心动，就与孙可望定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沿用伪大西年号；第二，不得杀人；第三，不得焚烧房屋，奸淫妇女。
孙可望一一答应。由此，迤西八府之地，免遭战祸。相较之下，李定国部大西军当时仍旧杀人习惯收不住手，在临安一地就杀人近十万，所过屠灭无遗。
有杨畏知牵线，人在永昌的沐天波很识时务，特别是孙可望“共扶明室”的许诺感动了他，他立刻派出自己儿子前往大西军营中作人质，决定配合孙可望在云南平定沙定洲之乱。
甭说，沐天波一颗“黔国公”大印，抵上十万兵。有了以他名义的公告，孙可望等人在迤西广大地区不战而克，各地汉人、土司纷纷来归。到1648年夏天，云南全境基本平定，只剩下沙定洲困守阿迷州和蒙自地区。当然，代价是有的，大西四将之一的艾能奇在东川中伏，被土兵用毒箭射杀。
大局已定，孙可望开始自大。见李定国空手而返，孙可望怒斥他没能擒获沙定洲，当众杖击一百军棍，然后，下令他与刘文秀立刻出兵，擒获沙定洲赎罪。
憋了一肚子邪火的李定国率数万大军，在云南各地人民和积极支援下，一路崎岖一路奔，重新杀向蒙自、阿迷地区。最终，沙定洲连连后撤，死守天险佴革龙山。
佴革龙山天险，易守难攻，但缺乏最要紧的东西——水。没有水，再有精兵良将，再有天险峻峰，也没办法坚守。数日之后，穷蹙至极的沙定洲、万氏夫妇迫不得已，喉咙冒烟地下山投降。
李定国很会处理，余众皆安抚，只把沙定洲夫妇以及阿迷州土兵的中高级官员数百人械押至昆明。
从前沙定洲夫妇从昆明搬来的金山银山，如今又被搬回昆明。
十月秋凉，沙定洲老小伙子与他半老太婆的妻子万氏被押至昆明闹市剐杀。观刑的人非常多，特别是大西军人，都以为万氏是天姿国色。结果，原来这老娘们是个高颧黑皮吊睛丑八怪，众人皆哄堂大笑。
两个太阳照南明（14）
具有高级从业资格的刽子手上来两人，开始不紧不慢活剐沙定洲和万氏。二人嚎叫一天，方才气绝。这还没完，刽子手用刀割肉锉骨，最终把两个人身上的肉剁成肉酱，一块一块地喂狗。昆明百姓，皆拍手称快。
仅仅过了三年“云南王”的瘾，沙定洲夫妇以己身喂狗为代价，亲导亲演了一场闹剧。
云南这块大基地、大后方，终为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所得。他们悉心经营，最盛时（1650年左右），大西军能北出贵州、四川，东进两广、湖南，连败清军，大呈风起云涌之势。
一统云南之后，孙可望自称“平定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仍以沐天波为“黔国公”。当时，南明的永历政权已经在肇庆建立，但并无诏旨发至遥远的昆明。
这时候，有前明官员巴结孙可望，劝他自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趁机割据自立。
杨畏知怒极，每次聚议时皆抵掌谩骂，惹得孙可望对这位老乡顿起杀心。但是，由于李定国、刘文秀的保护，孙可望一时也下不得手杀人。
定则思乱，昆明城内，众人之间原本和睦和关系，逐渐出现裂痕。
但是，在近三年的时间内，云南全境大抵平静，孙可望等人既没与清军发生战斗，也与南明永历政权没有太多接触，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境地。
1649年